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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儿八岁那年，为争取油漆后院里的一条又长又高的栅栏，她投标要价四毛七分钱，这是几个孩子中要价最低的，因而她得到了这个任务。
“让她一个人去漆栅栏，她实在是太小了，”妈妈对爸爸说，“别让她干。”
“胡扯，”爸爸说，“她能学到钱的价值，而且懂得说话一定要算数，让她去吧。”
莉儿正存着钱想买一双旱冰鞋，刚差这么个数，她想得到这笔钱，坚持说她能完成。
“如果你开了头，就要干到底。”爸爸说。
“我一定完成，爸爸，我能完成。”
“那么你这等于签了合同了。”
莉儿忙了十天，每天放学回来都干，还加上整整一个星期天。她的手起了泡，有几天夜里她累得睡不着。爸爸担心了，也有好几夜睡不着。但他要莉儿按合同干下去。
“你让她别再干了。”妈妈老是对爸爸说，“她会摔下来的，或者出别的事儿接下去你也会出事儿的。”
“不行，她正在学到赚钱不容易的道理，还学到如果开了头就必须完成的道理。她得完成，这是合同规定的。”
莉儿最后完成了这个任务，她含着眼泪到爸爸这儿来。
“漆好了。”她说，“我希望你满意，现在我可以拿到四毛七分钱了吗？”
爸爸数出了零钱。
“别哭，宝贝儿，”他说，“你怎么怪罪你的老爸爸都没关系，他是为了你好。如果你回去看看枕头下面，你会知道爸爸一向是很喜欢你的。”
枕头下面是一双旱冰鞋。
浴室中的外语
有一天，爸爸带了两个留声机和两盒子唱片回家。他一上台阶就吹起集合口哨，我们都跑上来帮他拿东西。
“从现在起，”爸爸说，“我们准备利用某些必不可免的延误。留声机就要放在洗澡间里一个放在男浴室，另一个放在女浴室。我可以打赌你们是城里唯一在每间浴室里都有留声机的家庭。当你们洗澡或者刷牙，或者忙别的事情的时候。你们要听唱片。”
“是些什么唱片？”安娜问。
“嗯，”爸爸说，“它是很吸引人的，是教法语和教德语的唱片。你们用不着专心一致，随便听听好了，久而久之就会有印象。”
“哦，我们不要！”
“住口，听我说，”他咆哮着，“这些设备我花了一百六十块钱，我是给自己买的吗？我要特别强调我不是为自己买的。碰巧我会说德语和法语，而且很流利，所以常常在这两个国家被当作本地人。”
这是爸爸一种不得了的夸张。他能勉强说两句德语，而法语一向很生疏，通常他到欧洲去办事，总要妈妈陪着他做翻译。妈妈讲外国语要自然得多。
“从事动作研究的人应该来得及在放一张唱片的时间之内洗完一个澡。”
这倒是真的，爸爸就坐在澡盆里，右手拿着肥皂，放在左肩上，抹下去到左手指尖，再由下面回过来到腋窝，再沿侧腹左腿外侧抹下去，从左腿内侧抹上来。然后左手拿肥皂在右边同样做一遍。另外在肚子和背上抹两圈以及特别注意一下脸和脚之后，就蹲到水里洗清，一个澡就算是洗好了。他召集了所有男孩子，在浴室里示范了几次，并且坐在起居室的地毯中间（当然穿着衣服），教会了女孩子们。
这样，在浴室里就没有必不可免的延误了。
不久，我们都能说一点儿疙疙瘩瘩的法语和德语了。十年来，我们蒙特克莱尔家里二楼上的唱机一直在教外语，而我们也都说得相当流利了。我们在餐桌上时常说外语，当我们说法语时，爸爸就被关在了谈话圈子外面。
“你们的德语语音还不错，”他说，“你们说的德语我大部分都懂。可是你们的法语语音差得只有你们自己才懂。我相信你们发明了一种自己的外语，跟法语毫无关系。”
我们忍不住偷偷地笑，他气冲冲地对妈妈说：
“你说是这样吗？莉莉？”
“嗯，亲爱的，”她说，“我想，没有人会把他们当作法国人，但一般地说，我能听懂他们是什么意思。”
“那是，”爸爸还在摆架子，“你是在我们美国学的法语，这儿人人都有点美国音，而我的法语知识可完全是从巴黎的街头得来的。”
“也许是这样的，亲爱的。”妈妈说，“也许。”
这天晚上，爸爸把男孩子浴室里的唱机搬到了自己房里。我们听到他在放法语唱片，一直放到很晚很晚。
墙壁上的电码
“我有办法让你们不花力气就学会电码。”他有次吃午饭时宣布。
我们说我们不要学电码，在秋天开学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要学。
“不花力气，”爸爸说，“而且第一个学会的有奖，那些不学的也会想学。”
饭后他找了一把油漆刷子和一搪瓷罐的黑漆，然后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里，在里头他用电码的形式把英文字母抄在墙上。
以后的三天里，爸爸拿着油漆刷子忙开了，他在每一个房间的墙上都写满了电码。他把提示词写在我们卧室的天花板上，你仰卧在床上还迷迷糊糊的时候，那些词就会自己钻到你脑袋里来。
差不多每一天，爸爸都在餐室的桌子上留一张纸条，用莫尔斯电码写着电讯，翻译出来，是这一类的话：“第一个拼出这条秘密电讯的快去看挂在我房间里亚麻短裤的右边口袋。爸爸。”或者“赶快抢在任何人之先，去看缝纫机下面左边的抽斗。”
在短裤口袋或者缝纫机抽斗里准会有某种奖品，一块巧克力糖或者一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或者一张爸爸预付的巧克力冰淇淋汽水冷饮券。
有一些莫尔斯电码的便条是假警报，“哈罗，钩大鱼的小鱼饵们，这一条白花力气，没有奖，但是下次可能有奖。你念完条子以后就发疯一样地跑出去，这样别人会以为你万分激动，于是他也会去念。你别做唯一的小傻瓜。爸爸。”
我们大家都在几星期之内，正像爸爸预计的那样把莫尔斯电码学得相当好了。事实上好得足以用叉子敲打奶油碟子来互相拍报。每当一打之多的人都想用这样方式广播，而又都只愿意拍发不想收听，那混成一片的声音是足以叫人发疯的。
一打孩子的家庭
盖尔布雷斯家几乎没有一年不生一个娃娃。爸爸和妈妈都想要很多孩子，如果说是爸爸定了一打这么一个指标，那末妈妈也是十分同意的。
第一次爸爸提到一打这个数字是在他们的新婚的那一天，举行婚礼之后，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上了火车。妈妈想装出一副似乎结婚已经多年因而无动于衷的样子。她本来可以装得很成功，可是爸爸在她摘掉帽子刚想坐下的时候，演戏般地说了一句悄悄话：
“上帝啊，女人，为什么你没告诉我你的头发是红的？”
挤眉弄眼的旅客们全都把脑袋伸了过来。妈妈只好缩到座位角落里去，用一本杂志把脸遮了起来。爸爸坐在她身边，一直没有再说话。后来火车开了，他们才可以放心地谈谈而不至于被车厢里的其他人听见了。
“我真不该说这话，”爸爸悄悄说，“这只不过是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看看你，都知道你是我的妻子。”
“没什么，亲爱的，我很高兴你为我感到骄傲。”
“我们会有很美好的生活，莉莉，美好的生活和美好的家庭，一个很大的家庭。”
“我们会有满屋子的孩子，”妈妈微笑了，“从地下室到阁楼。”
“从地板到天花板。”
“星期天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彼埃德·派勃夫妇一样。”
“派勃先生，和派勃太太握握手。派勃太太，来见见派勃先生。”
妈妈把杂志放在两人中间，他们在杂志的掩护下握着手。
“你说我们要有几个孩子，估计估计？”妈妈问。
“起码要有一打，”爸爸说，“不能再少了，你说呢？”
“我说，”妈妈说，“一打正好，不能再少了。”
“这是最低限度。”
“我喜欢一半男孩子，一半女孩子。有一半女孩子好吗？”
“如果你要这样，”爸爸说，“我们就这么计划。等一下，我把它记下来。他掏出备忘录庄严地记了下来，“别忘了生六个男孩子六个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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