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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814年是贝多芬荣耀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他被看作是欧罗巴的光荣。他在庆祝会中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而他则听任他们追逐。有一座塑像生动地表现出他在维也纳会议时的面貌。狮子般的脸上，牙床紧咬着，刻划出愤怒与苦恼的皱痕，但表现的最明显的是他的意志，早年拿破仑式的意志：“可惜我在战争里不像在音乐中那么内行！否则我就战败他！”
在此光荣的时间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像他这样一个高傲而独立的天才，在一个轻佻浮华的都城里是不受欢迎的。贝多芬抓住可以离开维也纳的机会，想脱离奥国。不幸结果与愿望不符。他的朋友与保护人又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1818年，他写道：“这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着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要以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他对出版商负着重债，而作品又卖不出去，当时一位德国作曲家说，他往往为了靴子洞穿之故而不能出门。
耳朵完全聋了。从1815年冬天起，他和人们就只有纸上的交谈。1822年，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全局都乱了。平时的乐队指挥翁洛夫不得不提议休息一会儿。当大家重新开始时，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忍心对他说：“走罢，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地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他的好友兴特勒，把谈话手册递给他，示意他写。兴特勒写道：“恳求你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你理由。”贝多芬一跃下台，对他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脸，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深深的痛苦的表情。兴特勒后来记述这一天时说：“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可和这11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
五
在如此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更加执著于讴歌欢乐。从1793年他在波恩时起就有一个念头：要把对欢乐的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的结局。为了选择颂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这些问题，他踌躇了一生。要在一阕交响曲中引进合唱固然有巨大的技术的困难；但造成这些延缓和踌躇的更深刻的原因，是这个不幸的人一直受着忧患的折磨，老是卷在热情与哀伤的漩涡内。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他在《第九交响曲》中，才完成了这桩心愿。在那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的呼喊节奏，活现出他在田野间奔驰，如醉如狂。激情鼓动，仿佛整个人类向天空张着手臂，大声疾呼地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
贝多芬时常提起，他的责任是把他的艺术奉献于“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怯懦。他正是为此而奋斗了一生。除了几首1796年以前制作的乐曲之外，可以说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开始耳聋以后写成的。1826年12月，他在弥留之际给韦该勒的信中写道：“……我的箴言始终是：无日不动笔；如果我有时让艺术之神瞌睡，也只为要使它醒来后更兴奋。我还希望再留几件大作品在世界上；然后如老小孩一般，我将在一些好人中间结束我尘世的途程。”
死终于来了。1827年3月26日，他在大风雨和一声响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
贝多芬是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给与世界。
Number：1648
Title：母子情深──瘳承志和他的母亲何香凝
作者：梁海元
出处《读者》：总第61期
Provenance：《现代家庭》
Date：1986。5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广东人喜欢称胖乎乎的小男孩为“肥仔”，廖承志生下来的时候敦厚壮实、虎头虎脑，父亲廖仲恺一见这模样，一声“肥仔”脱口而出，把大家都引乐了。
“肥仔”很讨人欢喜，但他出生的那个时代却不讨人喜欢，廖承志还在“咿呀”学语的时候，就随同父母开始了漂泊无定的流亡生涯，日本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艰难时世的磨砺，锻造了他们一家。父亲廖仲恺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党领导人；母亲何香凝则涮尽了身上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压抑下常有的柔弱个性。小承志也变得早熟了，不仅懂得帮助父亲，而且还成了学生中天然的领袖人物。
1922年6月，廖承志十四岁。父亲被叛变国民革命的陈炯明诱骗到石龙扣留了起来，旋即又转囚于石井兵工厂。这时正巧陈炯明的弟弟在香港遇害。陈炯明疑心这是革命党对他扣留廖仲恺行为的报复，决定以牙还牙，杀害廖仲恺。消息传来，全家都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母亲怕敌人斩草除根，马上把廖承志隐匿于香港，自己四处奔走，想方设法去营救丈夫。廖仲恺囚禁在牢房里，身子被绑，手上脚上都加了镣铐。他自忖凶多吉少，悄悄地给女儿廖梦醒、儿子廖承志写下了一首诀别诗，算是遗言：
“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
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
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
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以前一躯壳。
躯体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
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
留有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
革命党对廖仲恺的营救获得了成功。但对廖承志来说，心尖上却受到一次极大的冲撞，他不仅品尝到了哀恸是何滋味，而且也深深地明白了父亲心中对自己的期望。三年后，廖仲恺遭暗杀，事情突然，他来不及跟儿子说上一句话。入棺时，廖承志和姐姐扶着泣不成声的母亲向父亲的遗体告别，耳畔又响起了父亲留给自己的诗句：“人生最重是精神……留汝哀思事母亲。”
父亲去了，母子间感情上的互爱日益笃深，几乎到了相依为命的地步。何香凝要是一段时间里得不到儿子的音讯，就会坐卧不宁，茶饭无心。廖承志只要有空，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母亲。他知道母亲在日本养成了爱吃酱菜和“生果子”的习惯，看望母亲时常去日本商店买点日本酱菜和“生果子”之类的食品替母亲换换口味。一次，他去看望母亲，见母亲手背上贴了块胶布，心疼地拉起她的手，轻轻揉按了一、两个小时，嘴里还不停地劝慰母亲：“今后再也不要过份地操劳了。”何香凝的眼里始终噙着泪花。她仔细端详着儿子，觉得儿子像是长大了，又像是没有长大。说长大了，是因为儿子有了大人的形貌，处事也显得自信而有主张；说没有长大，是因为儿子在母亲身边依然那么和顺亲昵，有时还有点可爱的调皮，连母亲作画时，还不忘在一旁画两个“肥仔”。
其实，此时廖承志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了。而何香凝由于对国民党右派政权的愤慨和失望，辞去了在国民党中的所有事务，开始了隐居作画的生涯。两种不同的人生景况，在母子相处中也会引出一些妙趣横生的轶事来。母亲把儿子当成最可信赖的人，一见面无话不说；儿子则限于组织纪律，不能事事和盘托出，有时迫不得已地掺些假。当时廖承志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工作，有一次为了替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筹集一笔经费，他就把黄鼎臣同志带到母亲那里，说是自己请了个德语教师，请妈妈拿出一笔钱来酬谢老师。何香凝深信不疑，当即拿出了几十块大洋，她做梦也没想到这笔款子竟是支持了儿子的工作。事隔多年以后，每每想起这件事，廖承志总觉得有些歉疚；可在母亲那里，她也许最多似嗔非嗔地说上句：“肥仔还像个孩子，尽干些调皮的事。”
1928年11月廖承志接受党的派遣，前往德国，在那里发动中国海员进行政治斗争。第二年何香凝也因为讨厌蒋介石而流亡巴黎，靠卖画度日。廖承志知道音讯，立即把母亲接到了柏林。在这里何香凝意外地和宋庆龄邂逅了，这一对中国政坛上不让须眉的巾帼人杰一相遇，互相激励着，又撞击出了一束束炽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