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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部队的救援飞机向这三个字母飞来，投下了粮食、燃料、棉被和大衣。
这一年，索加没有人冻死，没有人饿死。
然而，这场灭顶之灾却给了继任索加乡党委书记的索南达杰极大的刺激。
改革开放给牧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索加的户均牲畜达到了120多头，这是多少年来从未有过的好年景。仅仅在一夜之间，一切都成了泡影。传统的生产方式竟如此脆弱！
索南达杰骑着枣红马，忧郁地在索加的草原上盘桓，雪灾的阴影时时笼罩着他。再来一场暴风雪怎么办？一切再从头开始？索加的路究竟在哪里？光靠养牛养羊能把索加人领上现代化的路吗？民族兴旺，必须要有新的观念，要走新的路子！
见到地质勘探队，索南达杰眼睛亮了
春天，雪渐渐融化了，索加却也因此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往年这个时候几乎没有外人来这里。
1987年春的一天，夜幕降临的时候有人敲门。索南达杰打开门，见是一群从未见过的汉人。对方自我介绍说是地质队的，来索加进行资源勘探，早上就从县里出发了，没想到200多公里走了一天。索南达杰眼睛突然一亮，他赶紧招呼人把索加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地质队住进去。又张罗人送来牛粪、开水，把屋子里烧得暖洋洋的。
陈方本诧异地望着这位四处忙活的书记，出野外搞勘探，遇到如此热情的干部真是难得。陈是青海地质大队的总工程师。在西宁我见过他，他刚从可可西里回来不久，说是在那里发现了天然气。“如果索书记还活着，肯定特别高兴。唉，太可惜了！”陈方本伤感地回忆说，“那天晚上我们觉得眼前这位身体健壮、前额宽大、一脸络腮胡子的索书记很可亲。后来我们在雇牛马上又遇到了麻烦，牧民要价太高。他听说后，二话没说，黑着脸骑上马奔了出去。连着几天也见不着他的影子。后来一位乡干部说，索书记发火了，他骑马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跑，告诉牧民地质队是来为索加牧民找矿的，开矿和修路一样，都是为我们致富、造福后代的。”
一大早，索南达杰就要拉着陈方本往外走。问去哪儿，他说去找矿，还说索加这个地方要发展光靠牧业不行，一定要进行畜产品加工，要开采矿产，开发水利资源。所以最好今天就能把索加脚下有什么资源都勘探出来。陈方本乐了，觉得这个书记竟还有一颗如此童稚之心。他赶紧解释，找矿可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何况你这儿交通极不方便，一般的矿开发起来也划不来，要是有什么金银铜矿泉水什么的，还是很有价值的。
“那好，你跟我走，我知道哪儿有泉水，你们赶紧带到西宁去化验一下，看看有没有开采价值。”
索南达杰当即领着地质队员骑着马，直奔数十里之外的泉水。
地质队在索加工作了两个夏季，他们成了索南达杰最知心的朋友。原本想的在藏区工作可能会遇到的种种麻烦，在索加都不存在。他们还多了一个最好的帮手和学生。索南达杰经常与队员一起出野外，每过一条河，他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们看这里修水电站合适吗？”
地质队员说：“我们是找矿的，对水电是外行。”
索南达杰不高兴了：“天下的知识都是相通的，你们起码能够告诉我这里的地质构造是不是适合修电站，怎么能说是外行呢？”
陈方本忙解释：“索加的水利资源很丰富，但是在大河上修电站，别说以索加的财力，就是治多县的财力也不够。”
“你们别管，钱我会去找。”
索加有6条水系汇入通天河，水利资源极为丰富。那天，索南达杰与地质队员一起，用了一整天时间找建电站的坝址。回到乡里，他兴奋无比，专门找来了两瓶白酒庆贺。在与地质队员相处的两个夏季里，他学会了怎么找矿，如何辨别矿石标本，怎么看地质图，怎么定位。
“他死得太可惜了，凭他的才华、他的现代意识，那是可以当省长的。绝对可以！”陈方本一边对我说着，一边叹气。
“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办不成的。如果非这样不可，我就先死！”
在索加，地质队员们问索南达杰：“既然你懂得光靠羊搞不成现代化，为什么你不去可可西里？可可西里有黄金，有野驴、野牦牛、藏羚羊，这都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可可西里从来就是属于治多的，治多人为什么不去保护它，利用它？”
此前，除了偶尔发生的草场之争，治多人从未想到过远在青藏线以西约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是属于自己的。地质队员的一席话，如同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索南达杰的心上。
在治多县委招待所昏暗的灯光下，我读到了许多索南达杰写的关于索加的调查报告和请示报告。这些报告呈向县、州、省，还有国家民委、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他每天都在试图让更多的人了解索加，帮助索加人民架桥修路，度过难关。1985年的那场雪灾给索南达杰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一个靠畜牧业为生的民族，它的生命力太脆弱了。索南达杰终于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西部，投向了可可西里。
1985年，在可可西里发现金矿的消息引起了这里前所未有的淘金热。沿昆仑山北端的库赛湖、卓乃湖、五雪峰、布喀达坂峰、马兰山、太阳湖等地，到处分布着砂金矿。1984年以来，每年都有约3万左右的金农进入其间采金，据非官方消息，目前这里的金农达到9万余人，严重破坏了可可西里的砂金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数万人吃喝成了大问题，于是这里的野生动物纷纷罹难，10年中，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
可可西里，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今天这位美丽的少女被无情地蹂躏了。索南达杰把自己的使命定在了这里，他要让可可西里蒙受的屈辱一扫殆尽。
1992年，索南达杰任治多县委副书记。上任伊始，他就连着几次向州里打报告，要求成立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并毛遂自荐，要求负责西部的保护和开发工作。
这么多年他已经很习惯没人理他的茬，可报告还得一份接一份地写。第二年7月，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批准成立治多西部工委，由索南达杰任工委书记。扎多成了索南达杰招募的第一个“志愿兵”。
西部工委的目标就是可可西里。
从西部工委成立到索南达杰牺牲，一共是545天，索南达杰12次进入可可西里考察，行程6万公里，历时354天。
西部工委没有任何装备，第一次进可可西里，是徒步进去的，晚上再走回五道梁兵站宿营，第二天接着往里走。第二次还是用两条腿走进去的。三个人背着炒面、水和地图，一路走一路往图上标着采矿点的位置和规模。后来终于有了一辆北京吉普，他们就可以走到可可西里的纵深地带。县里没有哪个司机愿意进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己兼了这一个职位。
每一次，可可西里肆虐的风雪总把这个健壮魁梧的汉子折磨成胡子拉碴又黑又瘦的老头。在索加落下的肠胃炎严重复发了，他只有靠止痛片和酵母片来撑着，要么就“绝食”。每次回到治多，索南达杰总是兴高采烈地向人描述可可西里：“那是我们治多的宝库，我们的希望就在那儿，孩子们的希望也在那儿。”那神情就像是捡到了金子。没有人像索书记那样认识西部对治多的意义，可他从来不发牢骚。“只有一次”，扎多回忆说，“我印象很深，那是在可可西里，索书记对我说：‘看来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办不成的，如果非这样不可，我就先死。’”
1994年1月，索南达杰第12次进入可可西里，在太阳湖碧蓝的湖湾里，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与他对抗的是18名凶恶的盗猎匪徒。在他身边，是整整两车约2000多张藏羚羊皮，羊血还未凝固。他至死都保持着射击的姿势。这个姿势如同雕塑一般刻在了藏族人民心中。
1994年2月10日，正值新春佳节，就在这一天，人们把索南达杰的遗体从可可西里运回治多县城加吉博洛格。数百名喇嘛、阿卡点燃了长明灯，他们把索书记的遗体供在菩萨像前，为亡灵诵经，超度升天。
12日，治多县城所有的人向索南达杰的遗体告别。
武警战士护送索书记的遗体前往烈士陵园，在陵园外架上了一个圆型土炉，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