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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是临时老师，校方没有追究什么，我大概是这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位从考场撤退的老师。散考后，金辉来找我，他说：“我是按规矩做完的。”我苦笑着说了声谢谢！真的，我要谢谢他的规矩，这似乎留住了我心中即将流失的某种东西。金辉吭哧了半天才问我：“您干吗生那么大气？”是啊！我干吗要生气呢？我就离开这里，这些课桌、讲义、试卷将永远不会再走进我的生活，可我还是生气、伤心。在我内心深处，我是多么珍视他们给予我的至真至纯的感受。金辉听了我的话，他好像明白我为什么那样不顾师道地乱摔东西了。他望着窗外，不停地用手摆弄窗栓，咯楞咯楞地。半晌他才说：“考试不及格要留级的，那就变成自费生了，家里供不起。要是被开除，回村务农，连已经转的城镇户口也得退回去。”我不知该说什么，咯楞咯楞，窗栓就那么响着。
这就是金辉。他可以善良到无原则地原谅任何人任何事，但他又不为环境所诱，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做人的准则，追求自身的修身养性与自我完美。当我真正走进这些山村的孩子的心灵深处，我才知道，背负的现实越沉重，对未来的向往渴盼就越强烈。
金辉毕业的那天，我也回城里 原工作单位干我的老本行。金辉被分配到著名的北京猿人所在地——周口店工作。他背着自己心爱的吉他和诗集，来到偏远的山村小学。几十万年前，北京猿人在龙骨山洞穴中用火种奠定了他们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而现在，龙骨山脚下的后生们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小学校里只有一排破旧的平房，课桌都是东摇西晃，下雨时教室里到处漏，学生只能放学回家。学校晚上没有电，只能点着蜡烛批改作业。没有自来水，金辉得一担一担地往回挑，没有伙房，只能自己上山拾柴烧灶擀面条，150元的工资，除了吃饭，还得买书买诗集。他的来信总是充满着矛盾与冲突，他说他要调动工作，这里太闭塞了，他无法忍受这种仿佛与世隔绝的孤寂。在深夜，校园里只剩他一个人住校，他会大喊，但空荡荡的校园里只有他自己的回声。然而，他又说，这些山里的娃娃就像儿时的自己，他不能背弃他们。
小学校里只有一只羽毛球拍，一个水泥乒乓球台，已经用了20年，风雕雨蚀，裂了无数的大缝子，金辉只能领着孩子们玩丢手绢、老鹰抓小鸡。孩子们多么喜爱他们的老师啊，他像大哥哥一样疼爱他们，下雨下雪送他们回家，怕他们在山路上滑倒摔伤。冬天，北风呼呼地从每一道窗缝屋缝里飕飕地钻进来，冻得孩子们直流泪，是老师上山拾柴给孩子们生火取暖，让冻僵的小手能写字翻书本。孩子们又是多么崇拜他们的老师啊，老师会弹吉他会唱歌，老师还去过北京天安门，去过动物园看见过大熊猫。这个山村虽然距离北京城区仅仅只有50公里，但绝大多数孩子还没有去过北京。金辉总说，他一定要带孩子们游览北京城，到天安门广场放风筝，让孩子们看一看山外面的大世界。但他终究没有能够带着自己的学生徜徉在颐和园的山水间、长安街的林荫道，他终究没能兑现自己对孩子们的承诺。
金辉的小学是在一所破庙里度过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了6年的小和尚。当他回到山村小学时，他怀揣着的是一个滚烫的愿望：让孩子们有一个比他自己幸福的童年。是的，孩子们不用再当“小和尚”了，但教室却和破庙一样破旧不堪，难经风雨。孩子们可以从自家的收音机和村里的大喇叭里学唱流行歌曲，但学校却无法给孩子们安排音乐课，因为学校没有一件乐器，孩子们唱歌还是跑调儿的。每月，全校只有100元的办公费，连教学用的粉笔纸张还不够，一面国旗褪色褪得难辨真色，可买一面国旗得花去98元的办公费，这就意味着全校一个月上课不用粉笔。每个星期一早晨，在这面褪了色的国旗下面，听孩子们齐声唱着跑调儿的国歌，是金辉一周里最难捱的时刻，他那诗人般敏感的心灵在颤动在疼痛在煎熬。他无法从一种沉重的使命感中解脱出来，他得奋斗，他需要用这种奋斗来减轻自己内心深处的的失落，但他又极力想离开想逃遁。
他在忍受与奋进中挣扎着，他说他很累。
1992年，我采访这所小学时，又见到了金辉。在他的宿舍里，那把吉他已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他也不再写诗，因为他有更要紧的事要做。白天，学生不停地来敲门问老师抹布搁在哪儿扫帚放在哪儿，这道题怎么解那篇课文分几段。学生放学了，他得批改永远改不完的作业和试卷。我问他，现在最想干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蒙头大睡。”他完成一天的工作已是凌晨一两点，而学生们又早早地到学校来早自习，他总是睡眠不足。
那天他要擀面条给我吃，我实在不忍再辛苦他，坚持要到村上的小饭馆去吃饭，我们也可以安安静静地聊聊天儿。那个又黑又暗的小饭馆，苍蝇多极了，金辉很抱歉：“就这么一个小饭馆，老师将就点儿吧。”他要了些醋，仔细地帮我擦洗碗筷。我注意到他自己的碗筷并不用醋擦，就说：“你的碗还没擦呢。”他说没事儿。我提议喝点啤酒，他说不行，下午要上课，我就没再勉强他。点完菜，他抢着付钱，我不答应，相持了半天，老板收下我的钱，又替金辉找了个台阶儿：“下回你再请老师吧。”连老板也痛惜他花掉三分之一的工资吃这顿饭。因为我付了钱，他有点闷闷不乐，我知道这大概伤了他的自尊，山里人再穷，也是不肯怠慢客人的。饭馆里只有我们俩，老板就格外关照我们，他看出金辉的不高兴，就打趣说：“金辉你真当是吃老师的饭不交钱呀，低头猛吃，连句话也没有。”金辉这才不好意思地笑笑，显得轻松自然了许多。
我采访山村小学的报道在电台播出之后，反响很大，不少热心听众捐款捐物。有一位老教师没有留下姓名，把一副崭新的羽毛球拍放在我们单位的收发室，请人转交给我。还有一些没有留下姓名地址寄来了钱。我把这些都写信转告了学校领导，校长派金辉来取这些捐款和物品，因为路上堵车，他晚到了一小时，急得满脸淌汗。我把听众的捐款和物品一一交待给他，他连连点头说：“孩子们可以玩球了，您替我们在广播里谢谢大家。”我答应了。“孩子们可有的玩了。”他又说。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欢愉。他急急忙忙地要赶去王府井书店买成人高考自学资料，走不多远，他又扛着大包往回跑，气喘吁吁地对我说，现在大队安了一个分机电话，有事可以打电话到大队，让人去学校叫他一声。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小条纸，写上电话号码9310261转。我顺手把这个小条掖进我工作证的塑料壳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虽然我从未打过这个电话，但是，直到今天，这张小条仍然夹在我的工作证里。有一次，我问一个朋友：“你说，给我这个号码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我为什么一直不肯扔掉它？”我的朋友很古怪地笑笑说：“不知道。”是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只要这个号码还在，金辉就仍然在山那边领着一群孩子玩老鹰捉小鸡，在闪烁的烛光下批改作业，或是写下青春的诗行。
1993年的暑假快到了，金辉来信约我去他家小住，那里是有名的瓜乡，“老师可以在瓜地里一边摘一边吃。”可我去了长白山。我总觉得摘西瓜，只要有金辉在，哪天去都行的，但我错了！当我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刚给停了多日的BP机换上新电池，BP机就尖厉地叫了起来。我看见BP机上显示的那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心里忽然有些发毛。我回了电话，一个哽咽的老者在电话的那头说：“是任老师吗？金辉不在了！”我的脑子整个空白了，来不及问询，来不及悲伤，整个空白……
金辉的父亲是在他的遗物中找到我的电话的。老人希望我去参加追悼会，按乡下的规矩，白发人是不能送黑发人的，他们老俩口不能去送儿子，请老师送一送吧。我能说什么呢？
我以出奇的冷静开始打电话，找金辉在校时的老师和同学。因为是暑期，我只找到了一位老师还有一位同学，从前，我们大家曾经不分长幼师生在一起共同谈诗论诗的。当我把电话打到这位同学的家里时，她姐姐说：“小妹正在医院产房里生孩子，可能是难产。”我没有说明找她妹妹有什么事，只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