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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病痛、塌方像魔鬼一样夺走一个又一个无辜同胞的生命，侥幸活下来的人却一天也没有放弃逃出这座活地狱的念头。刘连仁悲伤地说：“那可真是座活地狱呀！你看过电视剧了，剧中演的我们吃的窝窝头拳头那么小。其实没有那么大。只有这么大（老人用手比量着，有鸭蛋大小），还掺上木粉、橡子面。不过，我们可不是软蛋，吃不饱我们一起抗议，谁病了大家都来照顾，一有机会就逃。”
1945年7月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刘连仁瞅着多数日本监工午休的时候，打倒了一个看管他们的日本监工，和杜贵相、陈宗福、邓转友、陈国启等4位难友一块跑出了这座吃人的活地狱。
可是，庆幸之余，他们又感到恐慌，今后怎么办？吃什么？住在哪？他们躲进深山，饿了扯把野菜充饥；渴了喝点泉水解渴。黑夜中，他们曾偷偷来到海边，却怎么也离不开海边。不久，伙伴们相继走散了，仅剩下刘连仁还躲在深山里。在茫茫岛国，刘连仁孤苦零丁，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祖国和亲人，心情非常悲苦。他曾绝望过，拣了条绳子去自杀，但绳子断了没死成。这下倒坚定了刘连仁活下去的念头。老人缓缓地诉说着：“难友们跑散了，说不定又被日本人抓去了。我们不是为了不愿给小日本当牛做马，不愿死在异国他乡才跑的吗？难道这苦白吃了？不行！我要活下去！要和日本鬼子算帐！自杀岂不是便宜了日本鬼子！你日本鬼子逼我死，我偏要活！只要中国打胜了，我不是就能跟你侵略者算帐了！”
然而，一个人在异国的深山里能生存下去吗？没吃没穿，野兽要咬，日本人要抓。要活，可真难啊！刘连仁白天躲在山上，夜里到山腰坡地里刨几个土豆吃，或到海边拾些海带海藻充饥。有一次，他在日本农民田间劳作休息的小窝棚里发现了一盒火柴，欣喜若狂，急忙点火烤了一些土豆，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那是我13年中唯一的一顿饱饭，也是逃出煤矿后第一次吃熟食。”老人回忆着，表情十分伤感。
最难熬的是北海道那寒冷而又漫长的冬天。严寒迫使刘连仁躲在一个狭小的山洞里，一呆就是半年。洞子里又冷又潮，不见天日，躺不下，站不起，昼夜不分。饿了，吃点早备下的野菜、海带；渴了抓把雪填在口里……就这样，刘连仁在山上熬过了13个寒冷的冬天。“有一次，我在山上碰到一个日本女人，她见了我就像碰到鬼一样，吓得尖叫一声，连爬带滚地转身就逃。我到一条小溪边照照自己，只见那影子蓬头散发，二三尺长的头发跟乱草一样堆在头上、肩上；胡子也长长地纠结在一起。身上穿着一件捡来的日本女人和服。我当时难过得大哭了起来。日本鬼子呀，我一个中国的老百姓，好好地在家种地，凭什么把我抓来受这份洋罪？！”
1958年2月，一位叫夸田清治的日本猎户来到北海道山林狩猎，他见到有一个洞隐在厚厚的积雪中，以为是野兽的洞穴，就朝里边挖掘，不料发现躲在洞里的竟是一个人。刘连仁就这样被发现了。
可是，北海道地方报纸却报道了《中国派遣特务刘连仁非法入境被获》的消息。许多华侨组织、日本各界友好人士都为刘连仁鸣不平，抗议当局制造的谎言和进行的政治迫害。华侨会的负责人夕占明闻讯打到刘连仁，可是13年的穴居生活使刘连仁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不仅腰、腿部染上严重的关节炎，而且舌头僵硬，不会说话。在夕占明的亲切诱导下，刘连仁费了好大劲，才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中……国……山……东……高……密……劳工……刘……连……仁……”几个字。说完便失声痛哭起来。
1958年4月10日，刘连仁这个飘零异国穴居13年的“野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路途……此时，他已是46岁的人了。
4月15日，天津塘沽码头彩旗招展，锣鼓喧天。“穴居野人”刘连仁归国的消息震惊了世界，震惊了祖国人民。在同胞们的欢迎问候声中，刘连仁那颗破碎的心得到久违的温暖，他激动得泪如泉涌。当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欢迎你！欢迎你！祖国人民欢迎你！”的时候，刘连仁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许久，他才喊出了“我回家了！我回家了！”这时，一位中年妇女领着一个小男孩，泪人似的来到他的面前，那孩子怯生生地喊了刘连仁一声“爹”。刘连仁这才认出了那女人就是13年前离别的妻子！这孩子就是13年没见过面的儿子吗？！“孩子他爹，这是咱的孩子啊！”他的妻子哭着对他说。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3口住在天津一家旅社里。刚吃完饭，刘少奇同志在百忙中，又来到我住的房间里和我拉起了家常。他问我走的时候家里几口人？在日本深山是怎样生活的？身体怎么样？眼睛、腿、腰怎么样？吃饭怎么样？我一一作了回答。最后，刘少奇同志关切地对我说：‘这些年你受尽了人间苦难，明天先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身体，好好治一下病，这里有好大夫。’第二天，刘少奇同志亲自安排我到医院检查了身体，陪同我看了戏，并设宴招待了我。在宴会上，刘少奇同志为我斟满了酒，和我碰杯，高兴地说：‘老刘！你回到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应该好好地庆祝，来，干杯！”吃饭以后，刘少奇同志又和我一起照了像。在天津住了5天，临回家时，刘少奇同志又亲自把我送上火车，并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老刘，祝你一路平安，以后到北京去看看！’”
“火车开动了，刘少奇同志还在向我招手。我想想在日本受的苦难，对照祖国人民和刘少奇主席对我的亲切关怀，我感到太幸福了！”
“在日本那会儿，我天天在寻思，俺老婆和那没见面的孩子，孤儿寡母的，日子可怎么过！就是回去，恐怕也见不着了。归国前两天才知道，她娘俩在家乡混不下去了，跟我兄弟一起闯了关东，是政府把她娘俩从东北找了回来，让俺全家团聚了。”老人回忆道。
“回国不久，也就是1960年，当年送我回国的日本红十字会的大谷和迟津到我国访问，刘少奇主席又亲自安排我去北京会见日本朋友。我刚到北京火车站，刘主席就已在那里等候了。他一见到我，就关心地问：‘老刘同志，你的病好了吗？能工作了吧？’当他知道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时，显得很高兴。在京期间，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安慰我、鼓励我，还和我一起照了像。刘主席让我在北京住了些日子，请好大夫给我治了一个月的病。回到山东老家后，县政府领导也多次到俺家来看俺，让县医院给俺治病。不到两年的功夫，在日本落下的胃肠病、关节炎、失眠症等病都治好了，睡觉的姿式也正常了（在日本穴居养成了半蹲半坐的睡觉习惯）。”
刘连仁刚回祖国时，从日本带回来的是不堪回首的苦难经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和一身病痛。在祖国的怀抱里，是党、是政府、是家乡的亲人让他精心治病养身，为他修缮房舍，使刘连仁又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1967年，这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先后担任过村委会副主任，井沟公社副主任，党委委员，县历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潍坊市人大代表等。如今，刘连仁已近80高龄，还向村里要了一块责任田，他每天早起晚睡，在田里种上了大蒜、大葱、黄瓜、扁豆之类的蔬菜。在刘连仁被掳两个月后出生的儿子刘焕新，19岁参军，后来当上了连长，为了照顾刘连仁老人，他复员回乡，在一个乡供销社里担任经理。刘连仁的老伴赵玉兰也已满头白发，身体尚好。这对患难与共的老夫妻相依为命，他们膝下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闲暇时，与孙辈嘻笑逗闹，共享天伦之乐。在这个三辈九口人的幸福家庭里，刘连仁老人笑语盈盈，安度着幸福的晚年。
刘连仁老人对我们说：“我是死里逃生，才赶上这个好年月。被日本侵略军抓去当劳工的成千上万，我刘连仁只是其中的一个。有多少难胞死在那里，再也回不来了啊……”
良久，老人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脸上满是愤怒：“你看，我头上这个伤疤……”他摘下帽子把头向左歪了一点，指着头部右上边一条手指长的伤疤说：“这是在高密火车站我逃跑时被日本兵开枪打的。那颗子弹要是再朝下一点，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老人又陷入了沉思。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