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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朴方说，这段岁月最难熬，因为他急于知道众人、尤其是父母亲的下落。他说：“后来我知道，他们也在想法子找我，可是都不敢明问，只能暗中打听。”
过了半年，邓朴方在天津的姑姑终于找到他了。经过四处奔走，终于把他接出清河救济院，并且把他安排在宣武门一座小四合院一间小房间里。这时候，被软禁在江西新建县望城岗的邓小平、卓琳和奶奶夏伯根也得到邓朴方的消息。邓小平于是写信给中央，周恩来亲自批准邓小平接邓朴方到江西和他们团聚。
林彪事件后，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风向又改了，邓小平获准回京，他立即向“中央”要求让邓朴方接受治疗。这回周恩来又亲自批示：“邓朴方的病，还是请三○一医院治。”三○一医院是北京最好的医院，名医群集，一向是中共高层人员的专属军医院。
邓朴方1972年4月在邓榕陪同之下，住进这家医院。但是，文革中期，许多医生受“文革”波及，都下放改造，一直到1974年夏天，也就是“文革”末期，一些被下放的医生被解放回北京原单位，在钱信忠大夫的主持下，上海骨科专家和三○一医院骨科专家正式给患了6年瘫痪的邓朴方会诊，并进行一次诊断性手术。结果发现：他的胸部及腰椎骨折严重。邓朴方说：“当时我一翻身，身体长的骨头就嘎吧嘎吧地响。”此外，他的胸骨第十二到第六节之间的脊髓纤维化坏死，他的截瘫也因此从双腿上升到双乳的地方。当时医生们认为，6年前，如果给予适当治疗，他的瘫痪应该可以降到大腿以下。可是，长期骨折形成血肿，血液沿脊椎腔向上蔓延，并长期压迫脊髓，那段脊椎已无法复原。这时候，邓朴方也等于接受了命运的正式宣判：今后，他永远不能站起来了。
在三○一医院的病榻上，他常为病友、护士、医生修理收音机、电视机打发时间，还曾给自己组装过一架黑白电视机。他说：“我是搞物理的，对这些技术有兴趣。”
1977年农历新年前夕他出院。出院那天，他特别要人推着他到清河救济院去会会过去第4病室的哥儿们，和他们过除夕。此后，每年的春节他一定回清河救济院。他说：“那些哥儿们毕竟是我的患难之交。”
从医院回到父母身边后，邓朴方一面在家里为弟妹们补习功课，一方面每天坚持到北京无线电工厂上半天班，以他的话是“去干些手工活，木头活。”平常，他也努力锻炼身体，想尽办法使自己多运动。可是，命运并没有因此放过他。
1979年年初的一天早上，他起身准备吃早点，长年照顾他的护士李大姐发现邓朴方的背后鼓起一个大包，他自己动动身体，没有任何感觉，身体内的脊椎骨又嘎吧嘎吧作响，家人立即送医院检查的结果发现，他的脊椎骨再度骨折。医生们说，这种骨折很危险，一旦骨头刺破脊椎两旁的动脉，就会导致内出血，万一骨折后的脊椎刺穿皮肤，露出体外，可能会感染致命的脑炎。当时中国大陆的医学界对他的病况束手无措。听到这个消息，他除了笑笑，别无选择。
过了一年，也就是1980年，邓朴方的救星到了。当时刚当选美国骨科协会下届会长的马昆医生率领该协会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到北京开会。于是，三○一医院的几位骨科医生趁机要求马昆医生给邓朴方进行检查。
现任美国新奥尔良儿童医院小儿骨外科主任的马昆医生回忆他当时为邓朴方检查的经过时，说：“他们要求我为一位特殊的病人进行检查，当时我也不知道此人是谁。有天早上我被带到一家军医院，事后我才知道那是三○一医院。他们告诉我病人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并告诉我，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人扔出窗外，从此胸部以下的肢体瘫痪。我也知道，他曾经由苏联方面的医生动过手术，他们取出邓朴方体内的脊椎骨断片，用一种特殊方法把脊柱固定，但是下半身自腰部以下已失去知觉，产生动作失调，他坐起来的时候，身体因而往前倾，脊椎没有了支撑的作用。他们把病况告诉我之后，询问我有没有其他治疗的办法，但是，我们可以用脊椎手术，使他能够坐起来。”
马昆说：“我当时告诉三○一医院的大夫及一位曾在美国留学过的吴之康大夫，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必须在一处设备完善的手术室进行。中国大陆显然没有这种设备，因此他们要求我是否可以在北美洲找一家医院，为邓朴方开刀。
“行医这几十年来，我个人的作风是，在医学问题和治疗的过程中，有任何挑战，我必定设法克服。我把邓朴方的案例当成一种挑战，原因不在于他是邓小平的儿子，而是因为他是个急需救助的病人。
“邓朴方当时所遭遇的困难是：这种手术的开刀费用大约是25万美元左右，加上手术后的住院费用及其他医疗费用，总共可能要花50万美元。而邓家凑不出这笔经费，中国政府也不能用国家的钱为邓朴方治病。于是我回美国后，曾想和华府的华特里陆军医院联系，希望他们能免费为邓朴方治疗。但是，由于邓朴方没有一点军方的背景，而当时中、美双方虽然已经建交，但许多管道还没有通，国务院方面也不太能插手这件事。
“后来我想到我的好友、世界闻名的脊椎外科专家，哥登·阿姆斯特朗，当时他是加拿大渥太华市立医院的主任医生，我和他是至交。他一听到这件事，马上答应全力促成。”
今年69岁、现在已退休的阿姆斯特朗医生在世界脊椎外科界声誉卓著，成就不凡。他说：“我和马昆大夫是多年好友，是他促成这件事，我不过是通过医院向加拿大政府要求协助，我自己不要分文手术费。当时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据说这是总理杜鲁道亲自批准的。邓朴方则支付他本人和护士到加拿大的旅费。这件事我的印象深刻是因为，身为邓小平的儿子，他们居然凑不出急待救命的医药费，而且在手术完毕，他需要复原期间，为了省钱，他不能住进康复中心，只好搬去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住。”据邓朴方说，连那笔旅费也是全家人凑出来的。
邓朴方虽然在周身钢钉的支撑下能坐起来，但是他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瘫痪病人。他的血液循环不好，肾功能差，有一个肾已经萎缩，肝、肺功能都极差，而且，由于80％的皮肤已经失去排汗功能，在夏天，气温高，必需大量出汗的时候，他身体只有一小块皮肤能出汗，浑身就会发烧，因此，他必需大量喝水，他平常用一个大白色搪瓷杯子喝水，借水来降低体温，所排的尿就流到随身携带的一个容器内。以这种病体上山下水去进行全国性残疾人福利工作，自然辛苦。他的一位助理说：“每次他出差工作回来，总是要病一场，他其实根本不适合在外头劳累，可是他偏偏不顾一切全力投入工作，谁也阻止不了。”
“这种降在我身上的责任，很难说是命中注定的。”邓朴方说，“不过，事情进展到目前这个地步，我想或许真的是冥冥中自有安排。事实上，‘文革’后期我住在三○一医院的时候，就有过要成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的构想。当时和病友王鲁克（中共名将王树声之子）及一批志愿为残疾人工作的同好约见民政部和卫生部的部长，为提倡残疾人的福利初步交换意见，并在1983年3月15日组织了‘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工作小组’，当时只想筹设一个康复中心，后来工作越深入，越觉得残疾人的福利工作应该推广到全国各个角落。于是，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到了1988年3月11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盲、聋、哑人协会’及‘中国残障人协会’组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目前该联合会各分支机构已遍布全国，每个县都有一个‘残联支会’。1990年12月28日，中国大陆颁布‘残疾人保障法’，把残疾人的权益列入法律保障。”
由邓朴方领导下的残疾人组织在中国大陆的轰轰烈烈工作可以从几个数字看出来：在三年内，进行了50万宗白内障复明手术，在全国进行了16万个病例的小儿麻痹后遗症矫治手术，在全国设置了26个省级聋儿康复中心，593个聋儿语训部，一千多个社区康复站，1300个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工疗站，750个工作训练班。为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