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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先生对我讲起这件小事时，我就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垂死阶段的第五大特征来和他开玩笑。我说：“就像世界领土已被帝国主义瓜分完毕，那辆通勤车上的座位也已经被瓜分完毕！”某先生听了，不免大笑几声。我知道，在这辆通勤车上，他有权拥有的那个位置早已被捷足先登的人们先行占领，并且永久占有。
开车铃响了，坐在座位上的人们在热烈地讨论着改革开放，对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与滞重的社会惰性深表忧虑。就在这种忧虑中，通勤车将每个人卸在了家门前，只将座位留在了车上。
纸板
我被同事们看作是离经叛道的人，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在整齐划一的办公室的木隔板上，我无端地增加了一块纸板，比我的左邻右舍高出了大约20厘米。这种增加纯然是一种个人行为，因为并没有得到有关上级部门，尤其是专门为我们设计、安装这种千篇一律的隔板的房产部门的授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擅自增高这块纸板，是一种非法行为。仅仅根据这一点，我就有充足的理由被办公室的同事们视为异端。尽管我处心积虑，选择了一个夜晚来实施这一“阴谋”，并央求油漆匠将纸板漆成了和隔板一致的颜色，以防它过于显眼，但第二天同事们上班时，还是发现了它的存在。他们一致抗议，理由是在这间巨大的、大约10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这块20厘米高的纸板打破了整个“大厅”的协调与统一。为此，每个人的利益似乎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损害，在感情上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伤害，因为这20厘米高的纸板，体现了一种独特性，一种个性，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一种对周围环境的蓄意的不协调，一种对整体的破坏，一种骨子里的自私，一种对于秩序的蔑视和背叛。
单位里一位新提拔的处级干部，一大早巡视办公室，立刻发现了这一变异。尽管他并不在这间办公室里工作，这里发生的这点变化，也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他还是以长辈的身份，对我的幼稚举措表示了不满和担忧。他规劝我说：“年轻人，不要标新立异，更不要别出心裁，这样是要吃大亏的，你前面的路还长着呢。与众不同的人从来就没有过太好的下场，何况众怒难犯呢！”我当然听得出他话语中慈父般的警策与威胁，但我死心塌地地认为，擅自增加这一块20厘米的纸板，想必不至于触犯刑律，更不会祸国殃民，对办公室的每一位同事也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不利。
同事某先生的反应，却没有这样温良恭俭让。他坚决地认为，我这块纸板有碍观瞻，是难以容忍的一种存在。后来，见我一意孤行，毫无悬崖勒马、幡然悔悟的意图，某先生差一点勃然大怒，竟然要越过“边界”，强行将我的纸板拆除。
匪夷所思的是，这位先生非但不是我的宿敌，而且可以算作是我的朋友。作为同事，我们之间友好地合作过多年。他爱书、饱学，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尤有偏好，为人热情，有名士风度，甚至很有才华，这些都极为我所称道，他对我也时常以朋友视之。他真正不能容忍的，只是我的木隔板上平白无故高出20厘米的那块纸板。尽管那块纸板离他的座位很远，一点也没有妨碍他，他还是认为，这块纸板的存在是很霸道的，因为它打乱了办公室里完全一模一样的格局，某种整齐划一的形式受到了人为的破坏。
在以后的若干天里，到办公室来串门的别部门的人，发现这块纸板后都不免要议论几句，没有一个人对我的行为表示赞成。我开始反省自己：我真的错了吗？或者我做得太过分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那块起初被视作眼中钉的纸板，渐渐地在同事们眼中习以为常、视而不见。事实证明，“它影响了办公室的观瞻”这一理论，显然被同事们无意间夸大了，因为在一间100平方米的大厅里，一块20厘米高的纸板所产生的美学破坏力，应该说是微乎其微的。我设立的这块纸板，不过是一个试验品，通过它，看看社会的群体怎样被个体冒犯，并且，这种冒犯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当大家都默许了那块纸板的存在，它就变得似乎并不存在了，我决定，当着众人，主动将它拆掉。没有谁对我的类似于赎罪的行为表示赞赏。他们差不多已经忘记了那块纸板，尽管当初曾那样激烈地反对过它。我又回到了一团和气的同事们中间，像一个知错能改的、被宽恕了的异端分子。
Number：5254
Title：长江王林一山
作者：杨马林
出处《读者》：总第164期
Provenance：《今日名流》
Date：1994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乘军舰视察长江时，在二楼舰长卧舱里接见了林一山。
毛泽东很器重林一山，曾风趣地对林一山说：“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修建三峡大坝？”并相见恨晚地对林一山说：“我找了好多年，才找到你这么个人。”还曾开玩笑地向林一山打招呼：“哦，你这个长江王！”
毛泽东翻开林一山带来的地图，拿起一支红铅笔，指着地图问林一山：“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水给北方？”
林一山没想到毛泽东一开头就提出这么宏伟的设想，猛然愣住了。
毛泽东和蔼地问：“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镇定下来，摇摇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
“为什么？”
林一山阐述了不行的理由。
毛泽东指着汉江问：“引汉水行不行？”
“有可能。”
“为什么？”毛泽东眼睛一亮，很感兴趣地望着林一山。
“汉江上游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把汉江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抬起头，凝望着窗外的滔滔江水：“南水北调的事你想过没有？”
“想过。”
“你研究过没有？”
“没有，没有研究过。”
毛泽东做了一个果断的手势：“你立即组织勘察，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
“好，我回去后马上就组织勘察。”
毛泽东又细致地询问了长江的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等种种问题后说：“怎样才能除害兴利？”
“我们拟定了三阶段防洪方案：第一阶段加固和培修堤防，充分发挥堤防体系的防洪作用；第二阶段建立一批分蓄洪区，用来减少洪灾损失；”林一山展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的水库标记说，“第三阶段，我们计划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
毛泽东左手插在腰间，举起右手，在图上划了个大圆圈：“太好了，太好了！修这许多不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抵不上。”
毛泽东用手掌连连击向三峡出口处：“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兴奋起来：“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又问了三峡工程的造价、工期等问题后，笑着握住林一山的手：“好，我这算了解了长江的许我问题和知识了，谢谢你！”
195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林一山突然被召至汉口火车站，在一节作为会议室的车厢里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的接见。
“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可能性吗？”毛泽东关切地问，并点燃一支烟。
林一山恳切地说：“如果中央要在较早的时期内部署，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是可以建成的。”
毛泽东问：“你的根据是什么？”
林一山做了详细的回答，并着重说明，如果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我国可以建成三峡工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在建完丹江口大坝后，也有经验和技术建三峡工程。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又问三峡工程的地质情况。
林一山欣喜地告诉毛泽东：“我们在三峡拟定了一个新坝区，比萨凡奇拟定的南津关坝区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