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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同志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恩格斯在晚年的一封信中说“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但到那时我已经幸福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恩格斯说得好，“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把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和看法都纳入正轨了，其中也包括了冒进与反冒进的问题和看法。实践证明，反冒进并没有错误，而错误是在当时“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但是，在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不幸已经长眠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Number：4157
Title：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
作者：方进玉
出处《读者》：总第59期
Provenance：了望
Date：1986。6、7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这些元凶巨蠹既在法律的掌握之中；他们必定逃不出正义和公道的严厉制裁。
梅汝
1946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海《申报》、《大公报》纷纷在显著版面刊出一则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今飞东京。
梅汝，1924年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毕业后，在美国学习四年，获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大学教授法律课程。这次，他受国家重托，前往东京国际法庭任职。
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中国联络官为给梅汝接风洗尘举办了宴会，宴会之上又有一个“献剑典礼”。联络官和正在东京考察的中央大学顾校长特意买了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
梅汝深深一鞠躬，双手过顶接剑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
顾校长在旁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拔剑曰：“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座次之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主要是根据1945年7月中、美、英、苏四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设立的。审判庭就设在以前的日本陆军省，而庭长室恰恰就是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
法官到齐后，大家首先关注的是法庭上的座位排列顺序。庭长，业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由澳大利亚德高望重的韦伯法官担任。庭长之外还有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的十国法官。庭长当然居中坐，庭长右手的第一把交椅似乎已属美国法官，庭长左手的第二把交椅属于谁呢？法官们各执一词展开热烈讨论。的确，坐在庭长之左右手，不仅可以随时与庭长交换意见，掌握庭审动向，更重要的是表示着该法官所属国在审判中的地位。当时的中国虽亦号称“世界四强”之一，可国力不强徒有虚名，该说点什么呢？
“若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还需请示本国政府。”梅汝的头一句话就让人吃惊，若法官们各自请示本国政府，何时才能讨论出个眉目来。望着同事们惊讶的神色，中国法官接着说：“另外，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而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中国法官说到这里略一停顿，微微一笑说：“当然，如果各位同仁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中国法官话音未落，各国法官已忍俊不禁。笑后，等着庭长韦伯最后拍板。但庭长当时没表态。
等开庭前一天预演时，庭长竟突然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加……梅汝立即对这一决定坚决抗议并随即脱去黑色丝质法袍，拒绝登台“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庭长召集法官们表决，预演推迟了半个多小时，最终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书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美、中、英、苏、加、法……排定。
在座次争议之后，大家纷纷对中国法官刮目相看。与十位同仁相比，梅汝不会喝酒，也不会玩洋玩艺高尔夫球，但他有一特点，每日坚持在阳台上打“国粹”太极拳。有一次法官们出席东京的一个国际性宴会，女主人轮流给十一位法官敬酒，走到梅汝面前时被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
庭审开始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开庭。
法庭的左侧是贵宾席，盟国在东京的一等要人几乎都到了。法庭的右侧是二层楼，楼下是四、五百名各国新闻记者，楼上是六、七百名听众。二十八名甲级战犯（其中两名正在押解途中）就坐在审判台的对面。前排居中是东条英机，他佯作镇静，一动不动，仿佛死人一般。
检察长季南（美国人）首先宣读长达四十二页的起诉书。然后，根据法庭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定，二十八名被告应对起诉书公开声明有罪与否。二十七人（大川昭明除外）全都声称无罪。
面对狡黠顽固的战犯，漫长的两年半的审判开始了。
案情极为庞大：被告二十八人（二人审判期间病死，一人因精神病免于起诉），开庭八百一十八次，法庭记录四万八千页，检察方与辩护方共提出证据四千三百三十六件，四百一十九人出庭作证，整个审判耗资七百五十万美元。
语言翻译困难：庭上的全部起诉、辩驳、宣判均需以英日两种语言进行，而象溥仪到庭作证，还需从中文译成英、日文，他发言两天，翻译用了六天。庭上除配备大量翻译人员外，还设有一个三人语言仲裁小组，以便当庭对翻译问题做出裁定。
除上述原因，几十位美、日两国的律师（每一被告有美日籍律师各一名）所采取的拖延战术亦是法庭迟迟不能判决的重要因素。开庭伊始，律师代表清濑一郎（兼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即节外生枝，攻击法庭超越管辖范围，声称庭长韦伯应该回避，庭审中又屡屡节外生枝，使法庭不能正常工作。律师之所以嚣张也事出有因。一则因为当时美苏两国为着柏林封锁危机而剑拔弩张，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被告与律师抱有幻想，以为国际阵营一旦发生变化，日本必然能得到美国重视，而战犯们或许还可以受到美军重用。二则因为法庭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定的“国家律师制”，使律师在庭上享有与检察官同等的权利。至于战胜国美国的律师则更加有恃无恐。凭借英美法系有律师可以直接质询证人的规定，他们无孔不入，无隙不乘。从询问证人是否犯过罪，是否系精神病人，直至问到是否患花柳病。其不着边际一至于此，目的就在使检方提供的证人名誉扫地，无法向法庭正常提供证言。
中国法官在美攻读四年，学的就是英美法学，可对此依旧愤慨难忍。在休庭回国述职期间，他特意买了一尊瓷质大肚弥勒佛带回日本，为的是每日在法庭经五、六小时的庭审回到帝国饭店时，能望着弥勒佛的笑脸消消心头气。“我就不信，孙悟空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天网恢恢，正义永在！”梅汝常常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