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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曼自己的话来说：“他给我的那一片纯洁的真情，使我不能不还他整个的从来没有给过人的爱！”
我后来回想到，那天随适之、志摩等第一次去陆家，就已经觉察到志摩和小曼的眼神不对，似乎心神不定的样子。那时，他们已经难舍难分了。小曼对我很敬重，她拿出自己的许多字和画来给我看，要我批评。我对她说：“你的才气，可以在画中看到，有韵味，感觉很好，有艺术家的气质，但笔力还不够老练，要坚持画下去，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画家！”听了我的话，小曼倒还沉静，可是志摩已经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他握着我的手说：“海粟，你真有眼力！”当时我心想：你激动什么？
那天晚上，志摩又到我的房间里来。我感觉到他想和我谈什么，又似乎有难言之隐，忙问：“你有什么心事？”“怎么？你看出来了？”
我单刀直入地问：“你老实讲，和小曼相爱多久了？”
“你怎么知道？”
“你们的眼睛告诉我的。”
“我和她认识才两年多，现在已经不能自拔了。”
“你和幼仪之间的关系呢？”我问。
“我和幼仪也是强撮合的。这一点，她哥哥歆海最清楚。”他说。
他于是详细地介绍了与小曼相识到相爱的过程。他要我想想办法。
我起初很为难，因为三角中的人都是风云人物。可是，他再三说：“这样下去，小曼是要愁坏的，她太苦了，身体也会垮的。”其实，他自己正是如此。
这句话打动了我。我自己也是为了婚姻自由逃过婚的。当时，以反封建为己任的我，正当25岁，血气方刚，看到好友如此痛苦，我终于答应去试试。
小曼母亲听完我的叙述，叹息道：“我们何尝不知道。可是因为我们夫妇都喜欢王赓，才把亲事定下来的。我们对志摩印象也不坏，只是人言可畏啊！”
我就提出许多因婚姻不自愿而酿出的悲剧。并且希望长辈要为儿女真正的幸福而做出果断的抉择。老太太是有学问的人，她答应说服王赓。我们就商定，我陪她母女去上海，由她出面找王赓，我再出马。当时王赓正好在沪出公差。
当我决定陪小曼母女去上海时，志摩高兴得像个孩子，他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说：“志摩，你不要想得太乐观，这件事不是简单的。”
志摩说：“只要你肯用心去办，准能办好，我也只有把希望放在你身上了。”
有趣的是，当我们到上海还未立定脚跟，志摩又追随到了上海。当时，他说是和我讨论学术的事，其实，还是紧盯小曼不放。
那时，我从来未做过婚姻上撮合的事，这次也是“逼上梁山”的。到上海第三天，我就在功德林设宴请客。
我请的主客，除了小曼母女和王赓外，还有唐瑛和杨铨，同时还请了李祖德、张君劢（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唐瑛的哥哥唐腴庐。志摩既是客位，又帮我张罗，亦有半个主人的地位。志摩原来是巴望我举行这次活动的，但是临场未免紧张。因为志摩生性忠厚，他虽然狂热地恋着小曼，但是他毕竟是个笃诚君子，虽然明知小曼与王赓之间并无真诚的感情，但是要在这个时候，要他公然从王赓的手里夺走他名分已定的妻子，作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家，头脑里的封建主义束缚总不是那么容易冲破。
我就开始斟酌自己的话题，因此稍稍有点沉默。这时候，张君劢忍不住了：“海粟！你这‘艺术叛徒’又要搞啥花样了？”
张君劢这句话提醒了我。我就在祝酒时以反封建为话题，先谈人生与爱情的关系，又谈到伉俪之情应建筑在相互之间感情融洽、情趣相投的基础上。王赓也是极聪明的，他终于觉察到我的用意，和这席宴会的宗旨。他终于举杯向我、向志摩、向其他人，自然也向小曼，说：“愿我们都为自己创造幸福，并且为别人幸福干杯！”
宴会后，王赓推托有事，要小曼随老太太回去，他先走了。后来，我不知道她母女怎样同王赓说的，但是据说王赓终于同意解除婚约。得到王赓的同意，陆太太才和陆先生讲明。陆先生是有名望的读书人，他起初自然不赞成，认为有辱家声。但是王赓都已经同意了，他反对有什么用？何况徐志摩也是他所喜欢的青年。他最后摇摇头说：“我不管，你们自己闯的祸，自己收场！”小曼高兴极了，她终于摆脱了这桩婚事，得到了自由。她噙着兴奋的泪花对我说：“海粟先生，谢谢你为我们创造新的生活出了大力！”勇敢的小曼自然要创造新的生活的，她的理想自然和她本人一样美好。但是现实生活使她的美好愿望暗淡了……
首先是志摩的父亲大为反对。他认为这是一件有辱门第的事情，因此后来虽然经过我们多方的斡旋，他勉强收了成命，但是对志摩夫妇的感情很淡薄的了。志摩婚后，夫妇俩就被严父禁锢在老家硖石，不许出来，并且给以极微薄的生活费。老太爷始终不去，也一直不见新媳妇，自负和自尊的小曼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打击，她是出乎意外的。因此，新婚不久，她病了，而且得了肺病。
志摩在1926年10月和11月三次给我来信，这三封信都是志摩写的，但小曼的情状，活现纸上，我觉得难受。洒脱的徐志摩，竟如此为穷愁而哀诉；豪情的小曼，竟对我缄默起来。她非不能作书，是不愿作，因无话可说。我自然尽力周济一点。他夫妇再三邀我去硖石小住，我知道盛情可感，但是他们饮食难备。我终于去了一次，却常要志摩来沪，让他带点吃用去慰小曼。志摩在1927年2月15日从上海返硖石后，来信说：“自昨空手枵囊而去，饱腹满载以归，幸运何似！”
不久，我就出国了。因为国民党“清共”“四·一二”后，不仅进步文化人横遭诬攀比附，连我这个落拓画家也因为有一些信仰马列的朋友，被暗中调查起来。国事蜩螗，政事混乱，空气自然沉闷，我就和几个朋友到了巴黎，心里常惦念着局处乡间的志摩和小曼。但是，他们的生活益发穷愁了。当初小曼在北方时，名满京华，挥金如土，如今生活艰难，化妆品和生活用品都不周全了。使我最不忍的是，1930年7月8日志摩代小曼写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一段：“前托梁君代买廉价小绸帕，但不知如何？……小曼仍要绸丝帕PonMarehe的，上次即与梁君同去买的。可否请兄代垫付……另买些小帕子寄来。小曼当感念不置也。”
12月10日，他回信中说：“此间生活，如蹈大泽，无可攀援，费容支撑，且为奈何。……小曼得帕如小儿得饼，极快乐，嘱代谢，想是夫人之惠也。”
我不忍再抄旧信，也不忍再叙述小曼与志摩结合后的不幸处境了。志摩是我的挚友，在文学和人品上，我是极推崇他的，但是他性格上的懦弱，还有一点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读书人的软弱和天真，未能帮小曼和自己冲破封建卫道士的精神桎梏。他不幸早故，小曼虽一直到六十年代才逝世，但终于不得志。一代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