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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平衡器的原理被应用在赋税一方而不是开支一方，现在的情况可能是多么不同。设想每次衰退都减税一次，又设想在相继发生的扩展的情况下，提高赋税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导致了对新近提出的政府开支方案的抵制和对目前存在的开支方案的削减。我们现在可能处于联邦开支在国民收入占有远为小的部分的地位，而国民收入又会由于赋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和阻止的影响的减少而具有较大的数值。我要立即指出，这个梦想并不表示我对平衡器原理的支持。实际上，即使影响系按照平衡器原理所预期的方面发展，影响在时间和范围上会被推迟。为了使它们有效地来抵消造成波动的其他因素，我们势必要在很长时期以前能够预测到那些波动。在财政政策以及在货币政策中，即使我们抛开一切政治因素，我们的知识还不足以使我们能运用随意变动的税收或开支，把它们当作为灵敏的稳定机制。在试图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几乎肯定会使事情变得更坏。我们之所以使事情变得更坏并不在于一贯使用错误办法——那是很容易纠正的，只要我们去做与开始看来要做的相反的事情。我们之所以使事情变为更坏是由于引进了一个可以单纯加在其他干扰之上的主要为随机变动的干扰。事实上，那似乎就是我们在过去所做过的事情——，此外，当然还有严重的错误之处。我在别处写的有关货币政策的东西同样可以适用于财政政策：“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对路线的意想不到的曲折能熟练地不停转动经济车轮的方向盘的货币驾驶员，而是需要一些措施，使得坐在后座作为压舱物的货币乘客不致偶然地把身体向前倾斜并且猛转一下方向盘，以致可能使车辆脱离大道。”
对财政政策而言，相应于货币方面的规章是：完全根据整个社会需要通过政府而不是通过私人所要做的事情来计划开支方案，而丝毫不考虑逐年的经济稳定问题，来率先规定税率以便得到足够的收入，用以大致补偿有关年份的计划开支，同样也不要考虑逐年的经济稳定问题；以及来避免政府开支或赋税的突然变化。当然，某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国际形势的突然变化可以造成军事开支的大量增加或造成人们所欢迎的军事开支的减少。这些变化可以说明战后时期联邦开支的某些突然的变化。但是，它们决不能说明全部变化。
在离开财政政策这个主题之前，我想论述一下目前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认为：相对于税收数量而言，政府开支的增加必然是扩张性的，而政府开支的减少必然是收缩性的。这个观点的核心是相信财政政策可以被用作为平衡器。它在目前几乎已经被商人，专业经济学者以及一般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它不能被逻辑上的考虑单独证明是正确的；它也从未被经验所证实。在事实上，它还是和我所知道的有关的实际资料不相一致。
这个信念的根源是粗略的凯恩斯主义的分析。设想政府的开支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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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而赋税保持不变。于是，思想简单的分析的想法是：在第一个回合，得到新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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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人们等于得到了一笔同样多的收入。他们会储蓄其中的一部分，譬如说储蓄了三分之一，而花掉剩下的三分之二。但是，这意味着，在第二个回合，另外有人得到额外的66
2/3
美元的收入。他依次又储蓄一些并且花掉一些，如此等等按次无限地进行下去。假使在每一个回合，储蓄为三分之一，花费为三分之二，那末，根据上述分析，额外的100美元的政府开支最后将使收入增加300
美元。这是简单的凯恩斯主义的乘数分析，其乘数为３，当然，假使注入于经济制度中的货币仅为一次，效果将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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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收入的最初的增加会逐渐下降到原有的水平。但是，假使政府开支的增加保持在每一单位时间
100 美元，譬如说一年的增加为 100
美元，那末，根据上述分析，收入会停留于比过去高
300 美元的水平。
这种简单分析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这种吸引力是虚假的，并且是由于忽视了上述变化的其他有关影响而造成。当对这些因素加以考虑时，最后的结果就使人更加怀疑；结果可能是从收入一点没有变化到变化了上述全部规定的数量；而在收入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增加100美元使私人开支减少100美元。即使货币收入增加，价格可能上升，从而，实际收入增加不多或者根本没有增加。让我们考虑一些露出破绽的地方。
首先，在上面的简单的分析中没有说明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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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花费在什么东西上。例如，设想政府把它花费在私人本来就想购买的东西上。譬如说，政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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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于公园门票，而门票收入被用来支付公园的清洁工人。设想政府现在支付这些费用，从而允许人们“免费”进入公园。清洁工人仍然获得相同的收入，但是，原来支付这些费用的人们现在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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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甚至在这个开始阶段，政府的支出并没有增加任何人的收入。它所做的是让一些人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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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可以被用于除了公园以外的其他目的，很可能是他们的估价不象公园那样高的目的。他们从收入中花费于消费品上的钱可以被设想为比以前要少，因为他们现在得到免费的公园劳务。究竟少多少是很难断定的。即使我们象在简单的分析中那样接受人们储蓄掉他们增加的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一论点，那也不能说：当他们得到一批“免费的”消费品时，由此而节约的金钱的三分之二将被花费于其他消费品之上。当然，一个极端的可能性是他们将继续象他们以往那样，来购买同样数量的其他消费品，并且把节约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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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放在他们的储蓄之内。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使用简单的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政府开支的影响完全被抵消掉：政府开支上升
100 美元，而私人开支下降100美元。另外再举一个例子，花费100美元来建造私人企业本来也会建造的一条道路，或者，这条道路的建造可以使公司的卡车不需要加以修理。于是，公司会有由此而节约下来的资金，但很可能不会把该资金的全部用于吸引力较道路为少的投资之上。在这个情况中，政府开支只是转移私人开支，而显然只是政府开支超出的净额才能提供被乘数去乘的数值。从这个观点来看，能保证没有转移的办法是使政府把金钱花费在完全无用的东西上——这就是人为地提供就业机会的“填补地上的窟窿”的方式在智慧上的有限内容。然而，这个事例的本身当然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是有些问题的。
其次，在简单的分析中，没有说明政府所花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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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来自何处。就这个分析本身而言，不论政府是否印刷额外的货币或从群众那里借款，结果都是一样。但是，可以肯定，它采取哪一种办法是举足轻重的。为了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开，我们假设政府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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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因此，货币数量保持不变，正象在没有政府开支的情况下的货币数量一样。这是一个恰当的假定，因为，在没有额外的政府开支时，货币数量是能够增加的。假使我们有这样做的需要，那末，我们可以印刷货币供用之于购买现有的政府债券。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问：借款的影响是什么。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假定转移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首先同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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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政府开支，并不存在私人开支下降这一形式的直接的抵消。应该注意，政府使用借款的方法来增加开支并不改变私人手中的货币量。政府用它的右手从某些个人那儿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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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而在进行开支时，用它的左手把等量的货币交给被支付的那些个人。不同的人们持有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