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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父亲说，我爷爷对那次遥远的中原之旅鲜有提及，直到许多年后他才从母亲那里偶然得知，原来我爷爷至此才弄清他的祖母“河南邓彭氏”何以独自领着一个“邓姓男孩”千里迢迢逃荒来到湖北的事实真相。这是一个有关黄河大水、宗族制度和男尊女卑的悲惨故事，简单地说就是黄灾之年，“邓彭氏”丈夫不幸病逝，复杂而久远的家族纷争令这对无助的孤儿寡母被迫离家出走。
我爷爷在河南老家总共停留了几十个小时，他代表我们家族捐款重修邓氏宗祠，然后匆匆返回武汉。当我奶奶看见她的神情疲惫的丈夫出现在家门口时，吃惊地发现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脑袋上拖着辫子的河南乡下人，这个像出土文物一样的乡下人就是我爷爷的亲堂叔，也就是我父亲的大爷。原来这位河南大爷的父亲同我的太曾祖母“邓彭氏”的丈夫是亲兄弟，他们是我中原祖先那一根血脉之藤上结下的两只手足相连的果实，如今大爷身份是俺们河南老家的族长，掌握着村子里族人的议事大权，算得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
河南大爷是来武汉走亲戚的，如果不是“旋字辈”的偶然出现，这位从未走出僻乡穷壤的河南亲戚恐怕一辈子也难以走进千里之外的南方大都市。张松樵对河南大爷的到来礼仪周全并且严禁家人非议，他淡看从前岁月里发生的家族纠葛和是是非非，认为那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他已经遵从母命认祖归宗，也就认同了自己的神圣祖先，换句话说就是认命。血缘是人生的宿命，作为晚辈侄儿，他对河南大爷的恭敬表现了邓氏后人对祖宗应有的敬畏之情。
河南大爷在汉口住了半个月。
好奇心不久便烟消云散，我大爷很快患上了思乡病，他对城市文明产生了深深的和不可遏制的厌恶。晚辈侄儿张松樵挽留无效，只好派人将他送回河南老家。
２
父亲回忆说，临近期末考试，学校忽然发生一件大事。
一个惊人的消息像风一样刮进教室里，有人听说政府出了告示，日本人快来了……学校就要解散了。
于是我父亲这才想起街头上那张众人围观的政府告示。这么说武汉要打仗了，柱头粗的大炸弹就要落在屋顶上，生吃小孩的日本鬼子也要来了！我的小学生父亲千头万绪，只想得脑袋发痛，他的感觉就像火车开出了轨，世界一下子乱了套。
这一天校园里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庄严神圣的悲剧气氛。崇高是一种精神甘露，伴随苦难滴进孩子的心灵世界。教室里书声朗朗，平时哪怕最严厉的老师也变得像天使一样亲切动人，同学认真学习专心听课，那些顽皮的男孩子个个表情严肃，仿佛他们一下子全都长大了。放学前师生共同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体大扫除，把他们熟悉和热爱的校园打扫干净，这一天连最懒惰最不喜欢劳动的孩子也争抢最脏最累的活儿干，好像他们要用这种积极的行动来弥补损失，挽留过去没能珍惜的美好时光一样。
告别时刻终于来临，老校长亲手降下校旗，师生一齐颂唱赞美诗“我主救赎心灵”。于是老师哭了，同学也哭了，他们依依不舍挥泪作别，祈祝来日相见。对于我的小学生父亲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成人仪式，他在短短一天中懂得的道理超过此前十二年人生的全部总和。
３
无论对于我的小学生父亲还是父亲的父亲以及所有生活在武汉的普通民众来说，即使他们对“沦陷”这个恶魔般的字眼早有耳闻或者有所防范，但是事到临头却还是猝不及防天下大乱。
因为战争的脚步实在来得太突然。
当我父亲拖着告别校园的沉重脚步回到家里，他惊讶地看见自己家里同样乱作一团：用人像受惊的马蜂一样飞进飞出，把许多大大小小的箱笼行李堆放在门口，他母亲也就是我奶奶柳韵贤正在用湖北仙桃话大声呵斥女佣，而晕头转向的用人却总把事情做得南辕北辙。总之这个平时井井有条和管理严格的家里正在发生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地震。柳韵贤看见儿子放学回家，她没有如往常那般关切询问一番，而是柳眉一竖，喝令他赶快回楼上收拾东西，说是晚上要乘船到重庆去。
天空很快黑下来，直到我奶奶在楼下大声呼唤儿子小名，我父亲才很不情愿地走下楼去。这时候他不由得吓了一跳，因为他看见客厅中央站着两个黑脸男人，一个是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张松樵，另一个就是多日不见的大表哥肖老大。
肖老大又黑又瘦，那张长脸就像被江水浸泡多年的乌木疙瘩一样。张松樵平素不怒自威，此刻更是阴沉得像头大老虎，吓得他的儿子个个噤若寒蝉。张松樵没有说话，柳韵贤站在他身边也没有说话，楼外已经开来一辆道奇大轿车，等家人鱼贯上车之后，我父亲看见他的父亲亲手熄掉客厅最后一盏电灯，仔细关上房门，然后接过肖老大递来的大铁锁，咔嚓一声把门锁上。
这把大锁从此就牢牢锁在全家人心头上，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重新打开。
父亲一家的登船地点在江对岸工厂码头，他看见数十只木船正在紧张装船，还有被船长杨老大藏匿的大小“华安号”已经现身，此刻正安静地停靠在趸船外侧等待启航，它们果然在关键时刻成为张松樵一家撤离武汉的救命船。为防形势混乱发生不测，一向行事谨慎的肖老大花钱请来一队黑衣警察维持秩序，警察在码头外面划出一道红线来，以确保工厂船队安全启航。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开船之前到底还是出了大事。
一队武装士兵蛮横地冲上码头，他们以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宣布征用两艘机器船，并且不由分说地扣留所有船员。黑衣警察在大兵面前就像老鼠遇见猫，他们一看事情闹大了，立刻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接下来工厂方面的一切据理力争和阻拦抗议统统无效，一个操东北口音的长官动不动就要掏出手枪来毙人，船长杨老大拒绝服从开船命令，结果招来一顿枪托暴打，被打断三根肋骨，机器船“华安号”到底还是被强行开走了。
天亮以后，警备司令部发布通令，宣布征用所有包括木船在内的水陆运输工具为前线运送军队和物资，一切违令者都将受到“破坏抗战罪”的严厉惩处直至格杀勿论。这样一来，我爷爷张松樵的全部心血和努力统统付诸东流。抗战是全民族的头等大事，任何个人利益都须服从战争需要，因此无论我爷爷多么苦心经营他的工厂，也无论他多么经验丰富运筹策划，但是他到底无法同时代抗衡，换句话说同国家战争抗衡，所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已经装船的机器又被强行卸下来。一边是岸上机器堆积如山，家人与员工被迫滞留即将沦陷的城市，另一边却是战争阴影步步紧逼，日本人的铁蹄越来越近。滔滔大江，竟无一条生路赐予这位可怜老人，他心中的悲痛和绝望可想而知！
裕华纱厂乃至我家族面临灭顶之灾。
４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六月初，武汉当局发布紧急撤退公告，命令一出，全国哗然。
遭受打击最大的当属那些对前线战报一直深信不疑的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众，他们与其说轻信宣传，不如说为自己一厢情愿的胜利愿望付出代价。《大公报》载：日前有来自东北、华北流亡师生数千人前往行政院请愿，许多人披麻戴孝，如丧考妣。一李姓教授当场割腕自杀，表达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激愤心愿。行政院长孔祥熙出面接见爱国师生，表示政府决不会放弃武汉，但是敌人发动的战争是很残酷的，撤退是为避免伤及平民无辜，云云。
《新华日报》报道说，武汉各民众团体和流亡师生连日纷纷表达决心，前往行政院和军委会请愿的人群络绎不绝，许多人当场痛哭流涕，场面感人至深。一燕京大学老教授质问政府，我军一退再退，“九·一八”东北沦陷，“七·七事变”日寇陷我华北、华东，现在又轮到华中，今后还有何路可退？我泱泱中华岂不要被倭寇灭亡，国民政府岂不要逃到国外去做流亡政府？我亿万同胞岂不只有任人宰割做亡国奴之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