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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高停战要价，重新修改前四项条件，还增添“华北、内蒙自治”和“偿付巨额战争赔款”两条。连看过条款的德国陶大使也只好悲观地表示，国民政府……不可能接受如此苛刻之停战条件。
外交谈判破裂，战争继续的结果就是徐州会战再次以中国军队全面失利而告结束。
飞机终于冲出云层，摆脱强气流干扰，飞行变得平稳起来。乘客纷纷松了一口气，机舱里开始有了窃窃私语的嘈杂声。侍从室主任林蔚将一份急电呈送委员长，电报是四川省政府代主席王缵绪和川康绥靖行署主任邓锡侯联名发来的，大意为四川后方热烈一致欢迎中央政府入川抗战，但是因为巴蜀之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加之民众愚昧负担沉重，一时难以接纳数量巨大的政府机关和内迁人员入川，恳请中央体谅苦楚，给予足够时间，暂缓入川云云。
蒋介石有了几分怒气，但是他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简短指示：回王、邓电，务请诸公以抗战大局为重，从速做好中央政府迁都准备，切望万勿延误。
年初，“四川王”刘湘病死武汉，蒋介石错误判断形势，以为四川群龙无首有机可乘，迫不及待地任命张群入川主政。不料四川诸侯联合抗命，群起抵制张群入川，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取消任命。而今国民政府滞留武汉，迟迟不能迁都重庆，正是双方僵持不下，四川方面一再借故拖延的结果。
林蔚小心地说：四川方面放言，如果中央派员强行空降，当以枪炮侍候之。
蒋介石冷冷地说：孙猴子能逃出如来佛手板心吗？你先把电报发出去，压一压他们再说。
事实证明，那些乌合之众的地方军阀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不久之后委员长采用封官许愿和暗中分化的谋略瓦解了四川人的枪杆子联盟。到抗战结束，蒋介石基本上削平西南各省军阀势力，在抗战的名义下完成第二次统一全国的“北伐战争”。
抗战的核心问题依然是领导权问题。随着战场上一败再败，国民党内部裂痕四起矛盾重重，蒋介石铁腕统治一再削弱岌岌可危。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空前活跃，他们联合各方势力积极活动，虎视眈眈伺机夺权，不难预料，一旦徐州撤退的消息公开，反对派一定会抓住机会大做文章。自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来，蒋介石两次被迫下野都是他的政敌汪精卫积极“倒蒋”的结果，虽然委员长最终渡过危机重返政坛，却也威信大损不得不有所顾忌。问题是当前日本人攻势猛烈步步紧逼，必欲置国民政府和他本人于死地，如果此时汪精卫再次发动党内政变逼他下野，他这个三起三落的委员长还有机会起死回生吗？
现在蒋介石再次面临两面作战的困境。
南京失陷后，利令智昏的日本人以为大功告成，竟然抛出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一次近卫声明”。事实证明日本政治家都是目光短浅的好战之徒。中国首都被占领并不等于中国灭亡，就是目前中国未被占领的剩余领土也超过日本面积二十多倍，难道你发表一个首相声明国民政府就不存在了吗？几百万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就自动消失了吗？何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呢？
所以抗战必须坚持下去，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总结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谈判桌上的胜负归根结底在战场上。如果你不想打仗，那么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你不要战争，那么你一定要坚决应战。去年历时百余天的淞沪抗战不仅让狂妄的日本人吃到很大苦头，而且差点迫使日本代表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就是“以战逼和”的成效。一个“逼”字，折射出抗战初期蒋介石对日作战的核心战略思想。
两个月多前，蒋介石下令调集六十万大军实施徐州会战，表面看是阻断敌人打通津浦铁路，但是大本营的深层意图仍然是迫使日本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为此中国军队一度在台儿庄正面击破日军精锐的第五、第十师团主力，取得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可惜胜利旗帜未能如愿高举下去，日本华北、华中两大派遣军实施南北夹击，第五战区不得已放弃徐州，实施战略大撤退。虽然从理论上讲徐州会战不应算作失败，因为我军主力并未遭敌合围，保存实力有利于长远抗战，但是国内舆论和人民群众不会这样看待问题。撤退意味着更多国土被敌人占领，更多人民沦为亡国奴，所以撤退就是逃跑，放弃守土就是失败，汪精卫和反对派决不会不利用这个机会发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次前线军事失利都将导致政治危机，都会把蒋介石推上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口……
九江机场到了。蒋介石把手伸给夫人，夫人挽住丈夫，两人会心一笑。夫人款款起身，柔声说道：
大令，我们已经安全了，上帝会保佑中国的。
４
特务头子戴笠一大早赶到戒备森严的东湖官邸来见校长。
他被告知，校长昨晚会见客人，凌晨刚刚睡下不久，因此戴笠只好坐在接待室耐心等候。但是不多久他又被告知，校长已经起床了，要立刻见他。
蒋介石端坐在书房里，这位令人生畏的统治者此时看上去气色不错，身穿府绸薄长衫，脚蹬圆口布鞋，目光炯炯表情平静，丝毫看不出他只睡了两个小时。据说蒋介石睡眠极少，头脑清醒精力旺盛，并且从不在衣冠不整或者精神不佳之时接见下属。
戴笠赶来是要把两份重要情报呈送校长。
一份报告是伪华北政府首脑王克敏率所谓“中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赴东京访问，日本人给予该伪逆以接待外国元首的礼仪并大肆宣传，而有几个西方大国的外交官竟然也出现在东京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另一份报告则是报功，王克敏的助手，华北汉奸头子、省主席高凌尉被军情局秘密特工刺杀。
两份情报带来截然不同的两种滋味：亦冷亦暖，亦喜亦忧，令蒋介石眉头紧锁心情复杂。第一份情报表明日本人已经开始大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国际舆论，试图制造一个以汉奸傀儡政府取代合法的中国政府的事实。本来这不过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闹剧，不值一驳，然而值得重视的倒是“有几个西方大国的外交官到场”，这个迹象究竟透露出什么信号来，是否表明某些西方大国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动？难道自私自利的西方人已经对艰苦抗战的国民政府失去信心，转而与日本人达成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
第二封电报来得很及时，正好给了所有甘心卖国投敌的汉奸走狗一个严正警告，相信王克敏之流包括那些暗藏的投降派定会吓出一身冷汗来。当然事实上电报内容并不完全准确，高凌尉并没有当场被击毙，他只是受了重伤，拖至第二年才死于医院。
蒋介石沉吟片刻，指示戴笠将汉奸头子被爱国人士击毙的消息披露给报纸，并继续监视敌伪动向。心领神会的戴笠刚刚退下去，侍卫长进来报告说，苏联（俄国）驻华大使鲁姆甘兹先生求见委员长。
蒋介石换上一身威风凛凛的黄呢统帅制服，头戴圆顶军帽，腰佩中正式短剑步入会客厅。
苏联大使是个机敏而圆熟的职业外交家，操一口流利汉语，他按照西方习惯拥抱中国委员长。蒋介石微微皱起眉头，但这只是一瞬间的表情，他的脸上很快堆出亲切友好的笑容来，并向苏联大使祝贺“四·二九空战大捷”的共同胜利。
苏联大使赶来是向中国委员长通报本国政府一项最新建议：为了切实保障中苏战斗友谊牢不可破，斯大林大元帅和伟大的苏联政府建议向中国正式派遣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军队更加有效地掌握苏联武器与侵略者作战。这个建议将是苏联政府考虑向中国提供三笔共计二亿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
委员长还是意味深长地微笑着，不过他的微笑开始变得有些僵硬，有些凝固起来。抗战以来，只有少量苏联人被允许在中央军里担任军事顾问，主要任务是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掌握苏式武器。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苏共向一贯以反共著称的蒋介石政府提供国际援助完全是出于形势所迫，斯大林此举决非出自国际道义而是从本国战略利益出发。因为俄、日历史上为不共戴天的宿敌，中国抗战等于帮了苏联人大忙，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法、德、意当然还有那个强大的投机主义者美国，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