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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忘记你的年龄了。这是一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很流行的小说。小说中的一些农民准备暴动。他们就战术、战略去请教一位北伐时期的老将军。但他们并不真正信仟这位老将军，所以只能在原则上讨论。最后也没起什么作用，暴动也因此失败了。”
“我一点没有不信任您的意思！您是我最好的助手。”见袁因不回答，李帅又说，“您对咱们公司的资金情况可能不太了解。咱们只有很少一点资本金，不到一千万。其余一部分是风险资本，一部分是银行贷款，剩下的是集团公司用增发股票的方式，融来钱投放进来的。所有这些，加起来正好被咱们这个试验用掉。如果这次不成功的话，就很难再融来资金。工业不是商业，要是商业，你可以货到再付款。工业是由若干环节组成的，少一个环节，其余的都白费。也就是说，前面的钱都白花了。”
袁因有些犯困，但强忍着。
李帅举例说：“我有一个朋友，在陕西开了一个铜矿。一千万下去后，碰到了一个唐朝的旧井。绕道的钱却没有了，只好宣布破产。商战、商战，和战争没有什么两样。谁先占领了制高点，后面来的人起码要花上十倍的力气，才能上去。所以我不得不谨慎。”
“我根本就没有埋怨李总的意思。”
“埋怨我，我也得这么干。美国总统杜鲁门有一句名言。”李帅敲敲桌子，“：这里要负最后责任》。”他缓和一下语气又说，“至于您的贡献，我绝对不会埋没。”他指指仪器，“试验一成功，我立刻发表文章。届时，您和我一起署名。如果您希望您署名在前面，我也不会反对。”
袁闲认为不得不辩解一下：“我和你一起干了两年了吧？”
“两年多。”
“你认为我是一个贪婪的人吗？”
“绝对不是。无论名和利，您都不在乎。”李帅说的是真话，他此间的目的，就是要探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打动袁因。
“有这个认识，我就满意了。我知道我是准，我不过是一名工程师。工程师和科学家不同，他只是执行机构，不是原动力。你宏大的构思，我是做不来的。”
李帅认为袁因在谦虚。
“到了我这个年纪，既没必要奉承谁，也没必要故作谦虚。”
“试验一旦成功，保守的估计，公司的股价也要翻上两番。届时您手中的股票就可以抛出去套现。”
袁因不想再讨论：“我要去休息一会儿。”
祝启昕正在自己家山，请方兴看一幅发黄的字，他摇头晃脑地读道：“‘书能读时犹未老，诗可暮吟方是闲。》句子不错吧？”
方兴指着落款上的“江涛”二字，询问此何许人也？
祝启昕很高兴有一个炫耀知识的机会：“江涛是笔名，真名叫做齐鸿藻。宁水人，乾隆进士，官居户部侍郎。”
“就是您这个品级的官员？”对江涛的了解，方兴比祝启昕要多得多。他的父亲，曾经一度与有“党内最大的书法家”之称的舒同共过事。两个人虽然不合，但其父还是从舒同那里学会了鉴赏古董字画。而且从解放战争后期开始，不遗余力地搜集。
祝启昕当然不知道内情，继续得意地说：“按照清朝的官制，六部的堂官，要比省里的行政长官高。”
方兴作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样子。
祝启昕越发得意了：“我不喜欢瓷器，也不喜欢钱币，更不喜欢明清家具。那些东西死气沉沉的，我就喜欢字画。”
“但凡做大官、做人生意者，必然是儒雅的。瓷器、钱币多少有些铜臭味道。”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祝启昕越发高兴起来：“老话说，树小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
“要说字画这东西，也不值钱。索斯比拍卖行根本就不收。因为假的太多了，我给您找来一幅。”他递给祝启昕一个纸简。
这幅字，不过星两句寻常的杜诗而已：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关键是落款：康生左手。
祝启昕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康生的人很坏，可字却写得很好。他常对人说，郭沫若的字，我左手都比他写得好。往事历历，没想到竟成文物矣！”接着他问多少钱。听方兴报小“四百块”的价格，他表示不信：“太便宜了吧？”
方兴把发票递给他：“董建华当了特首，应该有官邸。可他既不能去住港督府，重新给他盖又来不及。所以特区政府和他签定了一个协议：一块钱租下他的房子，作为官邸让他住。”
“我懂了。没有这一块钱，这个合同就不能成立。”祝启昕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这幅字。
方兴起身：“我走了。”
“没有其他事？”
“来省城开个会，顺路来看看您。”做官的两件要事，就是“京信常通，炭敬常丰”，非如此，这官是没法当的。
“在家里吃饭吧？”
方兴知道这是虚邀，婉言谢绝。
这就是官场的游戏规则。有些话根本就不用说，一说就俗。
在车上待了一夜的周鞍钢，见那红来接班，就开始交代工作。
那红认为这种监视工作，很是小儿科。没必要如此“谆谆教导”。
他一边做扩胸运动，一边说：“美军有两条原则：第一，重要的事情，总是很简单的；第二，简单的事情，总是很难做到的。”
那红望着一点倦态都没有的他，不由地发问：“周局，我真的很纳闷。”
“你小小年纪，纳的什么闷？”
“您近乎无限的精力从何而来？”
他认为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便指指实验室：“他们比咱们辛苦。”
她有些不屑地说：“他们是被利益所驱动。”
“利益驱动是一方面，电有一些其他高尚的成分。”
“主要是利益驱动。试验一旦成功，一注册专利，钱就和长江水一样滚滚而来。荣誉就更少不了了，要是真能攻克流行性感冒这个世界性的难题，没准还能弄个诺贝尔小金人呢！”
“不要排斥利益驱动。只要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好处。”周鞍钢笑着说，“我还要纠正你一点，小金人是奥斯卡奖，诺贝尔是奖章和证书。”
“还有近百万美元的奖金。可您呢，什么使您这么夜以继日的？”
周鞍钢很认真讲述起来：“我从小，就对不公平的事物很敏感，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神经不很正常，上课的时候经常要走神，有时候说话也前言不搭后语的。”
“精神病？”
“准确地说，应该叫做‘自定旋律》者。世界在他们看来，是另外一个样子。可仅仅因为他的世界和你我的世界不一样，他就成了另类。经常受到同学的欺负。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挺身而出。但老师也同样看不起他，经常讥笑他、讽刺他。”
“你仍然挺身而出？”
“我当然要挺身而出，维持我的理念。但因为力量的对比太悬殊，所以在第二年，我还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不同的是同学和老师。”人的世界观，确实在十岁左右，就基本形成了。它是一个家庭、社区、学校、历史等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然后，就将伴随其一生。
那红想了一下后笑着说：“这是我听到过的关于留级最有趣的说法。”
“原因是操行评定不及格。”
“你没改改？”
“我只有在我认为自己错了的时候，才改，我从来不会在压力下低头。”周鞍钢确实言如其人。他在东城区检察院，做基层检察官时，办了一个城建局长贪污案。这位局长，颇有能量，活动若干人游说、利诱，他当然不会为之所动。局长只好拿出最后一招，让区委书记下令中止侦查。但他仍然不服，直接上书市检察院。这是案中人没有想到的，检察院的干部权在区委手中，市检察院只对区检察院进行业务指导。结果，他饱受打击，被调到法律援助中心。直到当时在市政法委做副书记的高策亲自过问；才东山再起。
那红紧追不舍：“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这还叫没回答？”
“我反正没听明白。”
“我一旦看到不公平的事情，比方有人利用职务之便，无偿地占有公共资源。我就深恶痛绝，这是发自内心的。就是我不当这个反贪局长，发现了类似的事情，我也会竭尽全力地讨之！诛之！”
“倘若你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了呢？”
“这要看是个人什么利益，国家又是什么利益。如果个人利益可以放一放，就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