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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交易的诱人之处——税负减免
但最后，米尔兰采用了一个方法，将原来最不利期货市场发展的因素化为最大的助力，因而使Merc和CBOT得以从业绩不佳的阴影中走出来，甚至开始大赚其钱。Merc和CBOT最大的生意来源是避税交易，在七年代这是一种相当盛行，由税务专家为高收入者规避庞大税负支出的操作手法。
有关于假交易和融券的法令禁止投资人在年底最后交易日卖出持股以认列损失（如果有的话），然后在下一年度第一天马上补回的操作方式。但是这些法令并不限制投资人在期货市场采取这些作法。于是许多像摇滚歌星、影星、运动明星这些高所得的人，和像我一样收入这么多的操盘手，都可以在期货市场利用这个方法，延后缴交上百万的税金。这种交易受到欢迎的程度可以由美林证券设立独立部门来服务客户看出端倪。直到一九八年代，国税局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才把这个漏洞给堵了起来。
避税交易为Merc和CBOT带来了相当可观的佣金收入，而国税局的新措施无异于给这些期货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带来了最坏的消息。Merc和CBOT之间一向因互相争门而声名狼籍，但当这么大的冲击到来时，他们的工作人员却决定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他们先达成利益交换的条件，并平息原先两边的纷争和问题。当国税局针对避税交易开刀时，米尔兰和列斯·罗森（Les Rosenthal；CBOT的总裁）马上就去找国会中代表芝加哥的议员丹·罗斯坦（Dan Rostenkowski）。根据米尔兰后来的说法，罗斯坦第一个问题总是“这对芝加哥有这么重要吗？”或是“这些年来，我罗某人可是芝加哥期货市场最忠实、最出力的保护者！”
不过罗斯坦倒是很干脆地起而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奋战，但是那些东岸的自由派议员们势力实在太强大了。当罗斯坦的提议在参议院表决时，东岸议员的代表人物——来自纽约的墨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强烈指责避税交易是不入流的作法，在参院中就将这个提案封杀了。罗斯坦所能做的，就是利用他在委员会担任主席的机会，给这些芝加哥小子们一点甜头。
啊！没想到这真是一个很不错的甜头！在一九八一年的经济复苏税制法案中有一项不起眼的条款指出，自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起“所有的期货交易均须在年底以市价评估，任何的资本利得或损失都必须将其中的四％以短期资本损益认列，六％以长期资本损益认列。”
这对期货业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期货被归类为短期交易工具！如果你在二十分钟内进出一趟交易，其收益中的六％会以长期资本利得加以课税（税率二％），而非一般的所得税（税率五％）。怎么会这样呢？这个条款违反了所有的逻辑，不过逻辑可是芝加哥这些家伙最不在意的东西。他们原先好像掉进了粪坑，但是在罗斯坦帮了这个大忙后，他们不但全身而退，而且情况简直是大逆转。在拉斯维加斯，赌场提供客人免费的食宿、饮料、筹码、法兰克·辛纳屈和秀场歌舞女郎。但现在起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却能提供更诱人的东西——税负减免。
自从我开始在Amex担任场内操盘手后，一九七九年我在四个月内赚了十万美元，一九八年我赚了六十万美元，而且一九八一年开始以破百万美元的速度获利。我在股票、债券、套利以及非常多的选择权交易中大捞了一票。其中尤其是提供我高财务杠杆的选择权交易贡献最大。我交易时部位的进出频率通常以小时计，有时甚至以分钟计。所以大部分的收入都是短期资本利得而以普通所得税率课税，联邦和纽约市政府总共对我课征五七％的所得税。你可以想像付出辛苦所得的五七％去缴税是一件多么令人心疼的事！而一旦避税交易这条路被封住了，我只好考虑转战期货市场。玩得愈大的人就愈需要考虑从事期货交易，因为从期货交易所赚到的每一块钱都可以少缴十八美分的税（六％以长期收益计，税率为二％等于一二美元；四％以一般所得计，税率为五％等于二美元；总计三二美元，而非五美元），这对专业操盘手来说可是不小的数目呢！
如果我要在芝加哥进行期货交易，就得找一个结算公司合作。在当时纽约的经纪商都还没有涉足期货交易。SL&K是一家在纽约有办公室的大型结算公司，所以我在一九八二年三月二日正式在他们那里开户并买了市值十二万美元的国库券放在账户中充当保证金。期货契约的总值通常是它原始保证金的十五到二十倍，所以我存进账户那市值十二万美元的国库券就让我能够操作总值达一八万到二四万美元的期货契约。如果财务杠杆是二十倍的话，期货价格只要反向变动五％我就会把钱输光，而期货价格顺向变动五％我账户的净值就会增加一倍到二四万美元，我将因而可以操作总值四八万美元的期货契约。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如果用国库券来充作保证金，在操作期货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国库券的利息收入（免税喔！）。这真是世界上最棒的事啦！换作在股票市场，我得拿钱缴股款，这会增加我的（资金）成本，而在期货市场中，只要我赢钱，就没有资金成本的问题。
SL&K分就了一个名叫黛比的接单员来服务我的账户。黛比曾经在纽约期货交易所（New York Futures Exchange；“knife”）中为另一家经纪商担任场内经纪人，在那里她和Merc与CBOT间有专线保持联系。那年三、四月间，我开始从黄金、IMM的欧洲美元、瑞士法朗、德国马克还有CBOT的三十年国库债券这几种期货契约下单交易，不过股票仍然是我的主要标的。我在Amex从事选择权交易赚了不少钱，对我来说，投资货币和债券就好像玩二十一点和赌轮盘一样。我找寻着适合下注的骰子台（股票），而那时并没有和股票相关的期货契约，所以我还是专心地在Amex操作选择数，并且把我在芝加哥的期货部位维持在很低的水准。此外，我并没有忘记一九七三年我和保罗·哥斯坦那个爱电脑的小丑在小麦期货交易上输的那二万五千美元。所以，我对期货还是深具戒心。
史坦普五百指数期货的试验
另一个令我无法专心于期货交易的原因是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我的人生陷入了一个严重的低潮。奥黛莉已经怀了二十周的身孕（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但当她进行产检时，医生发现她没有羊水，所以我们很快地就失去了那个孩子。我们简直不知所措。我的祖父总是喜欢唱一首歌“如果你没有梦，哪来的美梦好成真？”但祖父从来没告诉我们当你的梦硬生生地从你手中被夺走时，会有多心痛！
奥黛莉失去孩子后，我们感叹人生苦短。如果我们无法享受的话，赚那么多钱又有什么用？该是花些钱及时行乐的时候了。奥黛莉和我都喜欢海边的房子，事实上，我们也是因此相遇的。但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却被困在一幢二个房间的公寓里无处可去，就好像住在鸟笼里一般。我们一直想拥有自己的海边别墅，所以决定该是买一幢的时候了。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我们手中拥有一二万美元，我们用其中的四分之一——四十万美元在西罕普敦买了一间海滨别墅。
以财务的观点而言，把这么多营运资金花在这种没生产力的资产上似乎很愚蠢，这占去了不少原本该拿来从事交易的资源，但我心中一直想像着整个夏天都待在海边，把报价荧幕推到户外，每天坐在游泳池边交易（我最后发现在游泳池边晒一天太阳可不好受，我得围着一条大浴巾，躲在报价荧幕的阴影下，像马修·布莱迪）〈Matthew Brady〉一样）。再加上以我过去三年的成功经历，我确定可以赚回更多的钱。
当我被击倒的时候，绝不会等着人家倒数读秒，我一定马上站起来。我坚决相信当事情变糟的时候，好事会马上接踵而至。如果我还倒在地上喊痛，就等于失去先机。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我买下海滨别墅的两个月后，Merc宣布开放史坦普五百股价指数期货契约交易。这是一个米尔兰称之为“终极契约”的新金融工具。史坦普五百指数期货是以五百家大型企业的股价为基础的契约。顿时之间，我直觉地认为史坦普五百期货将会是最适合我的操作工具，因为它是从股价衍生出来的工具。而我长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