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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不对劲吗，弗赖德？难道威恩斯坦先生不喜欢这首打油诗？”
“他非常喜欢，看了这诗后他差点笑得转不过气来。但他接着告诉我这诗不能用。”
“这是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们的整体广告策略是让人们对其他洗涤品的易燃性感到恐惧，从而促使人们购买卡波娜。这首打油诗使人们发笑，因此会抵消其他广告的效果。太糟糕了，本。我觉得这首诗非常好。”
我不知道威恩斯坦对这首打油诗的评价是否比斯威德的判断更确切。但我确实知道我非常沮丧，并准备找一个比广告撰稿人更可靠的工作。
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奖学金的竞争，该奖金金额为每年150美元，这在当时并非小数目。我想那时有5名竞争者。科辛·罗在他毕业那年获得了该奖学金；出于某些原因，家里人认为我肯定也能像罗那样获得奖学金。他们如此肯定，我记得罗的哥哥甚至想用100美元的现金同我交换可能到手的奖学金。我告诉他，他高估了我的能力，或者是低估了我的竞争对手。（那年我们有一群真正的数学疯子。）事实证明我的朋友J·J·坦佐拉赢得了这笔钱——他废寝忘食地钻研数学，后来成了数学教授。我排名第二，对此我有点失望，但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在毕业典礼仪式上，我还得知我在第一项奖学金竞争中也排名第二——这项奖学金授予整个大学生涯中平均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我得到的唯一安慰是，我的名字很荣幸地出现在获奖者名字的下面。
尽管遭受了这些挫折，我还是很荣幸地被选入了费·贝塔·卡珀联谊会（Phi Beta Kappa）。这是个让人梦寐以求的荣誉，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对我今后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帮助。但我与另一项荣誉却擦肩而过，这是由于一些偶然因素或其他复杂原因造成的——对此我已习以为常了。数学系的老师似乎打算提名我加入西格玛·西联谊会（Sigma Xi）——这是技术领域（主要是工程领域）受人尊敬的团体，就如人文科学领域的费·贝塔·卡珀联谊会①一样。如有老师的提名，我的入会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间已经够长，马上就要毕业了，因此他们把我的提名推迟到了第二年。但这已经太晚了，因为章程不允许学生毕业后再当选该学会会员（我是后来从霍克斯教授那里得知这一纰漏的）。
毕业典礼前夕，校长凯佩尔又把我叫到办公室。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名会员由于儿子功课实在太差而来见凯佩尔，并在交谈中要他推荐一名最优秀的学生去做债券推销商。凯佩尔把我介绍给了这位纽伯格先生，还着实把我夸了一番。凯佩尔认为华尔街给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广阔天地，我应该认真考虑这次机会，而不应该留在大学里教书。我答应去会见纽伯格先生，见面时间定在次日下午3点15分，到时他会从交易所赶来与我面谈。这家公司的名称是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NH＆L公司），公司地址在百老汇街100号。
①这两个团体均是美国全国性荣誉协会，会员是学习特别优秀的美国大专院校学生。译者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早早地赶到那里，在三一教堂的大钟前面徘徊着，等待着指针指向3点10分。然后我穿过马路，走进美国证券大厦底楼狭窄的过道。我被带入萨缪尔·纽伯格先生的办公室。我看到一位相貌堂堂、身体肥胖、满头白发的男人。虽然他实际上只有50岁多一点，但我觉得他已经很老了。寒暄一番之后，他把我引荐给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H·纽伯格先生（A·N先生），真正的面试便开始了。
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我很快就发现实际上他是公司首脑和灵魂）与他哥哥一样高大、英俊，但头发不是白色而是灰色。他讲话时充满激情和权威。他问我有关经济学的学习情况，我只好承认根本没学过——主要是因为我在美国捷运公司上班。然而使他满意的是，我还是知道股票与债券之间的区别。他说尽管我缺乏专业训练，但既然凯佩尔校长推荐我，他就收下了我。他又问我的一般经济状况怎么样？我回答说，我的经济状况很差，我必须依靠工资养活自己。“那么，”他说，“通常我们给年轻人的初始工资为每星期10美元；但考虑到你的需要，我们给你加一点，每星期12美元。你应该明白，你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通过销售债券与我们一起赚大钱。”他说，华尔街给正直诚实的人提供了无限机会。我只是从人们的传说和小说中了解到华尔街是个充满奇迹、激动人心的地方。我急着撩开它的神秘面纱，急着领略它的惊涛骇浪。于是我接受了这些条件，并同意从下星期起开始上班。当我起身准备离开时，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用他那长长的手指指着我，像个部长似地严肃地说：“年轻人，给你一个最后的忠告：如果你投机的话，你会赔钱的。永远记住这一点。”随着这句类似禁令的话，面试结束，“交易”完成，我的终生职业就此一锤定音。
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我先在内勤办公室待上几个星期，跑跑腿、帮帮忙，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学习业务。随后我将到债券部学习如何销售债券。那时的华尔街不像今天这般运转流畅，大量买单和卖单需要交换（配对）、大量的证券需要交割，大量的支票需要检验，以及大量类似的邮差活需要完成。我首先在交割部工作，然后转到委托部，后来又转到了簿记部；在这些地方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我做跑腿员的第一个星期，出纳员给我一张支票，让我到国民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去验证真伪。“你知道花旗银行的地址吧？”我看到了支票上的地址——华尔街55号——所以我回答“当然知道”便出了门。过了华尔街49号后，我到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大厦，显然这就是我要找的银行。但为了确定起见，我开始在墙上找名字和地址。我围着这幢四方形大厦转了两圈也没找到名字和地址，于是我决定放弃努力，还是问问路人。当然，这就是国民花旗银行；他们认为自己名声这么响，根本不需要在大门口挂上门牌。
对于当时金融业中处理大资金时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我深感震惊。当支票检验完毕并准备归还时，窗口的职员会大叫一声“纽伯格”或“康特德”或其他公司的名字。跑腿员马上走近窗口，说：“纽伯格的支票。”然后一张可能价值50万美元的纸头便交给了他，也不需要来人提供任何身份证明。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对股票票证的草率处理。当我正准备离开电梯给客户送股票票证时，另一名跑腿员会跑过来对我说：“你是去萨托利斯公司吧？”“是的。”“那就请你帮我把这些股票捎给他们，多谢了！”接着他便把一捆股票票证塞到我手中，转身便跑开了。然而奇怪的是，尽管这些做法看上去很荒唐，但在支票和证券处理中却很少发生差错。但是我能理解，今天的交割方法同我那时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尽管在经纪业中人们处理大资金时漫不经心，但我惊奇地发现那些富人竟这样吝啬小气。有时当我走进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的办公室时，我会发现他正在往外寄支票以支付个人帐单。他用已经贴好邮票、印好地址的信封来寄这些支票，这些信封是他代理其他公司开年会时拿到的。阿尔弗雷德·纽伯格把印好的地址划掉，写上新地址，这样就节约了2美分的邮资。他很满意地评价道，浪费信封和邮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一个大富翁所表现出来的吝啬实在让我震惊，让我伤心，特别是我一直对阿尔弗雷德·纽伯格的智慧与决断佩服得五体投地。我问自己：“这样一个每天给银行开百万支票的大人物怎么会为了节约2美分的邮票而投机取巧呢？”我做这种事还情有可原，因为每分每厘对我都很重要。不过当时我非常小心，没让任何人知道我的想法。
现在距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已近半个世纪了。经过几次严重挫折后，我积蓄了不少财富——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华尔街的雇主们。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理解富人对待钱财的心理。涉及这个问题的文章寥寥无几。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我们对钱的态度是在早期生活中形成的，天生的性格，生存的条件以及某些关键性经历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除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