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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无序的儿时乡土的断片化记忆。
“万寿宫丁丁响”
“万寿宫”是《桥》中的主人公小林儿时经常光顾的地方。
而所谓“万寿宫丁丁响”则是儿时在故乡祠堂里读私塾的小林经常向姐姐谈起的话题。
万寿宫在祠堂隔壁，是城里有名的古老的建筑，除了麻雀、乌鸦、吃草的鸡羊，只有孩子到。后层正中一座殿，它的形式，小林比做铁拐李戴的帽子，一角系一个铃，风吹铃响，真叫小林爱。他那样写在墙上，不消说，是先生坐在那里大家动也不敢动，铃远远地响起来了。
小林写在墙上的，就是“万寿宫丁丁响”这几个字。关于这几个字，作家汪曾祺曾有过如此发挥：“读《万寿宫》，至程林写在墙上的宇：‘万寿宫丁丁响。’我也异常的感动，本来丁丁响的是四个屋角挂的铜铃，但是孩子们觉得是万寿宫在丁丁响。这是孩子的直觉。孩子是不大理智的，他们总是直觉地感受这个世界，去‘认同’世界。这些孩子是那样纯净，与世界无欲求，无争竞，他们对此世界是那样充满欢喜，他们最充分地体会到人的善良，人的高贵，他们最能把握周围环境的颜色、形体，光和影、声音和寂静，最完美地捕捉住诗。这大概就是周作人所说的‘仙境’。”
汪曾祺因此说废名的小说“具有天真的美”，这反映了废名本人也是个大有童心之人，而这种天赋的童心才是废名得以进入儿童世界并从中发现童心之可贵的真正原因。在《万寿宫》这一章中，小说叙述者称如果你走进曾被用作孩子们的私塾的祠堂，“可以看见那褪色的墙上许多大小不等的歪斜的字迹。这真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字体是那样的孩子气，话句也是那样孩子气，叫你又是欢喜又是惆怅，一瞬间你要唤起了儿时种种，立刻你又意识出来你是踟蹰于一室之中，捉那不知谁的小小的灵魂了”。这种“有意义的发现”正是儿童世界的发现，在“孩子气”中有“小小的灵魂”。废名称童心“无量的大”，这种童心的发现获得了近乎于发生学的本体性意义。这是对儿童心灵的自足性的确认，其中既有人类学的意义，也有诗学的价值。它显示了一种儿童的认知方式以及儿童观察和感觉世界的视角，为人们展现出一个非常别致的世界。
“送路灯”
《“送路灯”》是《桥》中的一章。作者这样解释“送路灯”的乡土习俗：
“送路灯”者，比如你家今天死了人，接连三天晚上，所有你的亲戚朋友都提着灯笼来，然后一人裹一白头巾一穿“孝衣”那就显得你更阔绰，点起灯笼排成队伍走，走到你所属的那一“村”的村庙，烧了香，回头喝酒而散。
送路灯的用意无非是替死者留一道光明，以便投村。
“送路灯”因此是乡土世界一个颇具人情味的风俗，也颇反映了民间的想象力。废名的小说中，充满了诸如“送路灯”一类的乡土日常生活与民俗细节。废名擅长的正是在乡土的日常生活和民俗中捕捉诗意的细节：树藤间掐花。小河边搓衣，八丈亭过桥，清明节上坟，棕榈树前披发，河岸边“打杨柳”，三月三望鬼火，夜里挑灯赏桃花，隔岸观火“送路灯”……这些乡土的日常生活与民俗细节在废名的笔下无不充满诗意。尤其在《桥》中，关于风俗的断片占有更多的篇幅。风俗与节庆是乡土生活的重要部分，它是民间恒常的生活习惯，最能见出民间生老病死的观念以及仪式化特征。民间关于生老病死的观念都具体表现在这些仪式化的民俗细节，以及乡土关于这些民俗的解释和想象中。“打杨柳”、“送路灯”、清明上坟都成为一种有诗意的仪式，最后，仪式的特征本身独立了出来；成为民间生活的一部分，最终超越了生死哀乐，反映了乡土中人的生存状态、心理习惯和观念型范。风俗是民间生活、传统、习惯、生存方式的延续，是意义的载体甚至就是意义世界本身。乡土世界的深层意蕴就在风俗、传说、宗教世界中，它们维系着乡土世界的自足和恒常感以及与过去世代的连续感。由此风俗、传说、宗教世界也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但同样是写风俗，废名的《桥》就与萧红的《呼兰河传》不同，《呼兰河传》开头用整整两章的独立篇幅来状写呼兰河小城，从总体上描述了呼兰河人的生存环境。废名笔下的风俗则是以断片化的场景嵌入小说的，因此表现为一种断片的形态。不过，无论是何种形态，如果小说中的风俗只流于民俗民风的博物馆式的展览，那么，它就有可能外在于小说，并使小说蜕变为风俗文本。从这一点审视，《桥》中的风俗不仅构成了小说的民俗学背景，它更是与主人公小林的观照结合在一起的。如《“送路灯”》一章中的这一段描写：
这真可以说是隔岸观火，坂里虽然有塘，而同稻田分不出来，共成了一片黑，倘若是个大湖，也不过如此罢？萤火满坂是，正如水底的天上的星。时而一条条的仿佛是金蛇远远出现，是灯笼的光映在水田。可是没有声响，除了蛙叫。
这一段中叙述者追随了小林的视角，“送路灯”的场景是凭借小林的观察写出的。小林的视角正是一种“隔岸观火”般的视角，它还原了观察的具体性和过程性。这段场景中的一种现场化的美感正取决于小林的观照。而风俗在被人物视角呈现的同时也就塑造着人物的心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说人物成长的心迹。人与风俗的关系是一种人与生存境遇的关系，风俗并不是外在于人物的，这是它在小说中的理想的形态。
坟
“坟”堪称是乡土世界的重要景观，也是废名所酷爱的一个意象。废名的小说《桥》以及散文创作中多次写到“坟”，写到六朝庾信的那句“霜随柳白，月逐坟圆”，称“中国难得有第二人这么写”，并认为杜甫歌咏王昭君的那首“独留青冢向黄昏”大约也是从庾信这里学来的，却没有庾信写得自然。
《桥》中的一段文字即反映了废名对乡间这一寻常景致情有独钟：
小林又看坟。
谁能平白的砌出这样的花台呢？“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不但此也，地面没有坟，我儿时的生活简直要成了一大块空白，我记得我非常喜欢上到坟头上玩。我没有登过几多的高山，坟对于我确同山一样是大地的景致。（《清明》）
《桥》的《钥匙》一章也集中写到了这“大地的景致”：“前面到了一个好所在，在他们去路的右旁，草岸展开一坟地，大概是古坟一丘，芋芊绿绿，无墓碑，临水一棵古柳。”小林继而把他的思想比作一座坟，“觉得是一个很美的诗情”。这里的“坟”已超离了乡间一个平常的土丘，而关涉着生死，是人生的装饰与大地的点缀，是诗情的负荷体，正像海德格尔赋予凡·高的画《农民鞋》以某种诗性一样。海德格尔认为一双被穿得破旧了的农民鞋最能反映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的本质。在它的上面凝聚着人类的劳作，凝聚着人与物、人与土地的联系。农民穿着这双鞋在土地里劳动，在大地上行走，终于踏出了一条“田野里的小径”，从而象征了人类在无意义的自然世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创造出不同于自然的东西，这就是意义，也就是人类和生命中的诗性。
“坟”的意象或许正是一个把现实和已逝的生命记忆结合在一起的典型意象，因此，“坟”在处理人类的文化记忆以及人与生活世界的历史性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符码。福柯曾经考察过西方的墓园，认为墓园在西方是有别于一般文化空间的地点。“直到18世纪末叶，墓园都一直被安置在城市的中心，紧临教堂”，但“从19世纪初叶起，墓园开始被放置在城市边界之外……病魔的主题经由墓园和传染病而散播，持续到19世纪末叶。因而19世纪人们开始把墓园移到郊区。此时，墓园不再是城市神圣和不朽的中心，而变成了‘另一种城市’，在此每一个家庭拥有它晦暗的长眠处所”。这就是西方墓园所经历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参见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2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但在中国，“坟”的意象有所不同。典型的中国的坟尚不在城市中的公墓，而是乡野中的坟墓。按废名的说法，“坟”同山一样是大地的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