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时候，我的心里充满着自豪，血管里涨满着无法抑制的激情，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父母遗传给我的，他们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使我极力想要效仿。就像当时那副最最流行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然而，这突然降临的激情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跟在舅妈的身后慢慢地走回家，舅妈那逼近我的脸庞，那湿热的紧抓着我的手臂，和那近乎咬牙切齿的声音，把我从狂热中拉了出来，她把一桶冰冷的水从头顶灌下，让我想到了我真实的处境。
——母亲已经很多天没有回家了。
事实上，从春天开始，家里就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氛。母亲一回家常常关在房间里和父亲低声交谈，看见我们进来谈话就停止了。那段时间，母亲和父亲还不断地接到老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他们说话的声音有些怪，脸上的表情多半是严肃和不安的，接完电话也总要关上门谈论很久。
我没有心情过多地注意他们，我当时还在为自己的升学问题而苦闷。
五月下旬，母亲作为北京工业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参加了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市委扩大会议，会议由李雪峰、吴德主持，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如何搞好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离开了北京，刘少奇要派工作组，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对中央文件时而理解时而糊涂。最初，母亲还尽量保持着和学校的联系，并按以往的经验不断地提醒党员和干部不要犯错误，但很快就听说学校已经大乱。会议正开着，有几个学校的领导就被揪回去批判斗争，他们从学校跑回北京饭店在会议上大哭，参加会议的人都惶惶然不知所以！
据母亲说，开始上面的口气还是相信大家的，让大家沉住气，先住在饭店里继续开会，实际上是为了暂时躲避群众的追逐。但会议拖到六月末就再也坚持不住了，散会时，吴德在大会上宣布：我们也不知道到会的哪个是走资派，哪个不是走资派，你们回去由群众处理吧！
母亲回到了家里。那时，批斗走资派的烈火还没有烧到国家机关，但在大中学校已经势不可挡。她的老朋友打电话来为她担心，要她先设法躲一躲。她心里虽然很不安，但对形势的估计却没有那么严重。她是个以工作为重的女人，几乎把全部心血都用到了对学生的培养上，她一向以此为傲，在学校里威信也很高，她不相信她的学生会对她作出无理的举动，至于别的学校的领导，她觉得一定是他们平时工作中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惹恼了群众。
她只在家里呆了两天就再也呆不下去了，拎了包直奔学校。
那天，母亲回来得很晚。推门进来的时候，好像是回来了一个幽灵。她神情沮丧目光发直，扔下包，一声不响地躺倒在床上，过了很久，才从紧闭的门缝里传出低声的饮泣。我紧张极了，从记事起，从未见到母亲哭过，我知道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了。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事情不好，没有人敢问，舅妈默默地端出为她留着的饭菜。后来，从她和父亲断断续续的对话中才知道，学校里迎接她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校门口到操场，从教学楼到办公室，门上、墙上、地上、窗户上，她一进去就被包围了起来……
那以后的几天，母亲每次回来的样子都很惨，她极力地躲避着我们，不想让我们看到她狼狈的样子。可我每次都非常紧张地等着她进门，盯着她看，想要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天深夜，田伯伯来了，他们在屋里谈了很久。田伯伯和李阿姨夫妇是母亲在延安时最好的朋友，他们在老朋友中间也很有威望和影响，我听到田伯伯说，他和李阿姨要到学校去找工作组谈话。临走时，田伯伯笑呵呵地摸着我的头嘱咐我要好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点头称是，那时我正伏在桌前抄写一份声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田伯伯的到来使我感到母亲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过去的。
过后，李阿姨果然拖着病痛的身体和田伯伯一起到了学校，他们找到工作组的负责人谈话，告诉他们，母亲不可能是坏人，要他们注意政策。据说工作组的负责人也是一位老同志，他表示了同情。
然而，没有多久，派到各单位的工作组就被指责为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在一片讨伐声中，母亲学校的工作组仓皇撤离了，母亲陷入了更加猛烈的被批斗中。不久前还在为保护朋友仗义执言的田伯伯和李阿姨也都自身难保了。
一天早晨，母亲把姐姐叫到跟前，把她戴在手上的一块进口手表交给了姐姐，换上了姐姐一直都不满意的一块旧表，她穿上一身很旧的衣服，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看到她……
其实，当我每日游走在大字报的树林里时，当我跟在批斗的队伍后面奔跑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忘记这些事情，它们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尽可能地回避，尽可能地用狂热把它们挤走，我在混乱和害怕中心怀侥幸，希望这些事情在我的同学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会过去。
我不能相信那些关于揭发母亲的话。从记事起，我所看到的母亲就是一个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工作的人。她平时住在学校周末才回家，很少对同样承担着工作重担的父亲给予关注，我们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能够得到母亲的细心呵护，为此我很感不满。别的女孩总有花衣服穿，母亲一方面顾不上，一方面对女孩子的打扮很不以为然，她总是到了临近除夕才匆匆挤出一点时间到百货大楼买件衣服对付我，样式也常常是不男不女。刚上小学时，别的同学常有家长接送，负责接送我的却永远是保姆，只有我加入少先队的那个“六一”节，我意外地发现母亲等在学校门口，她因为我的人队送给我一个玩具钢琴，让我高兴了好久。有的时候，她也带我到她的学校去玩，但常常是进了办公室就把我丢在一旁忙自己的工作去了。一个周末，她加班到很晚，才想起早已困得睡倒在沙发里的我。学校的司机早就回家了，眼看末班车就赶不上，她急忙拉起我往外跑，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在马路上，一不留神，被一根斜在阴影里用来固定电线杆子的粗大铁丝绊倒，连人带东西摔出去很远，她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才找到眼镜，回到家里我们发现自己的胳膊腿都摔得鲜血淋淋。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跟她到学校去了。
我无法想象母亲会是一个坏人。
然而，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却不断地证明着母亲的情况越来越坏。大字报和传单贴到了父亲办公的地方，贴到了我们住的院子里，贴到了姐姐上高中的学校。或许他们觉得我还太小，不值得花费气力跑到一个小学校去贴大字报，贴到我们住的地方就足够了。来了好多人、把家里翻了一遍，把很多东西弄走。其实在此之前，做事一向谨慎小心的父亲已经对家里进行了清理，他从参加“四清”的上海回北京，正赶上“破四旧”，他把家里的一些书处理了，把母亲收藏的字画烧了。母亲早年参加革命，祖上的古董字画一幅也没有，有的只是解放后一些名家的赠送，连这些父亲也没有敢留。还有他和母亲过去的笔记，我不止一次好奇地偷偷翻看过的他们在延安的日记、通信，还有母亲为数不多的为了应酬场面穿的好衣服……在销毁一双别人送给母亲的高跟鞋时（母亲对女人穿高跟鞋视同于女人裹小脚嗤之以鼻，那鞋一次也没穿过）父亲费了很大的力气，那鞋跟的质量绝不同于一般，父亲剪子、刀子、斧子都用上了，才算解决了问题。即使是这样，父亲的行为也还是不彻底，许多被称之为罪证的东西被一包包地装走，家里的电话被拆了，楼上的房子被收走，父母的工资停发，好在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扫地出门，舅妈每天匍匐着身子，一动不动地伏在窗台上，希望看到母亲回家。
尽管我不愿承认，我还是明显地感觉到同学对我的态度起了变化，没有人来邀我一起上学校，没有人来找我玩，更没有一个组织肯接纳我。当往日的伙伴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谈论着什么的时候，只要我走近，她们立刻沉默，用一种冷漠的眼神看着我，然后就散了。我尽量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察觉，我极力地想要参加大家的活动，甚至厚着脸皮固执地跟在她们身后搭腔，但结果常常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甩得老远。我终于明白了在同伴们的眼里，我已经成了另一种人。是什么呢，我也想不清楚，那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