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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迪威形成了坚定信念，对中华民族充满敬意：他深信穿草鞋、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一旦装备完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就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士兵相抗衡，他坚信，他能以中国的人力和美国的武器，创造一支强大的军队，将日本人赶出中国。珍珠港事件后，他开始有机会来证明其信念。（《时代》，1944年11月13日）
于是，在抗战烽火硝烟中，史迪威这位“老中国通”肩负重任，重返中国。
熟稔中国的史迪威，一旦有机会担当重任，就主张改组中国军事，将一部分租借物资用来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把中国变成一个积极的盟国。可以设想，当蒋介石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位对中国国情如此熟稔、且有自己见解和主张的美国将军时，他很可能就已经感到了失望、沮丧甚至不满。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印象也不佳。见面不久，他就给蒋起了个绰号——“花生米”（“花生米”为美国俚语，特指野心大而能力差之人），并且时常在他的日记里以嘲笑和不屑的口吻谈论这颗“花生米”。
“老中国通”与“花生米”的冲突，终于在1944年达到了白热化。
回顾现代史时，人们很容易忽略某些似乎平淡的年份，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上，如1911、1919、1927、1937、1945、1949……可是，当我们沉静下来进行深入历史解剖时，便会发现，有的年份虽未被视为里程碑，但在历史演变中反倒更具转折意义，对未来局势的发展起到关键性的制约作用。
1944年就是这样的年份。
这一年，外国记者直接给蒋介石写信，要求前去共产党地区采访，最终获得批准。他们组成“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结伴而去，回到重庆后发表一系列报道。在他们的报道中，共产党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完全不同，充满着活力。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终于第一次有了集中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形象的机会。撕开新闻封锁，与其说是这些外国记者的成功，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这一年，在经过与蒋介石的多日交涉后，史迪威终于成功地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联手，于7月、8月两度向延安派出美军考察组，使中国共产党希望越过蒋介石，直接与美国方面接触的想法变为了可能。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曾向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秘书戴维斯表示，若蒋介石同意，中共愿将军队开赴缅甸前线作战，接受史迪威的指挥。这一提议因受到蒋介石反对而未果。如今，美军考察组在延安受到热情欢迎与高规格接待，人们有充分理由对中共与美国将建立良好关系充满信心，美国方面也对自己在国、共两党的冲突中能够扮演至关重要的协调角色充满自信。
然而，同在这一年，形势却急转直下。10月，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罗斯福召回史迪威，成为轰动一时的爆炸性新闻。与此同时，高思大使也被撤换。11月，罗斯福派遣的特使赫尔利出使延安，踌躇满志地带着与毛泽东达成的国共合作协议飞回重庆，但是，一夜之间他又转而同意蒋介石提出的新建议。他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延安方面强烈反对，甚至认为赫尔利欺骗了他们。遭受挫折的赫尔利却没有走，他继续留在中国，接替高思出任驻华大使。从此，中共再也不可能与美国亲近了，相反，美国最担心的中共彻底转向苏联将逐渐成为定局，而美国在国、共冲突中的协调作用也不可避免地日趋衰微。未来的发展将证明，这一变化是深层次的，真正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或许可以说，国民党的败局、共产党的胜利，以及未来许多年中国发生的一切，都与1944年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发生突变有关。
同样重要的是，当中国发生这些事件时，太平洋战争的局势也发生了战略性转折——中国不再被美国作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兰德在《走进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召回史迪威的决定，使战争的努力更加错综复杂。艾特金森指出了这一点。他指出，史迪威被免职，是美国决定在反攻时不再把中国部分考虑在内的一个标志。现在，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中国不再具有战略重要性。就在1944年10月23日前后这个星期，美国空军和海军联合作战，在菲律宾的莱特湾海战中成功地战胜日本联合舰队。这样，反击日本的战争便可以从太平洋上发动了。“莱特湾海战也许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海军胜利。”白修德在1982年和我交谈中这样对我说。“它就发生在史迪威危机的那个星期，这意味着他们会把中国放到次要位置，永远把它放到一旁。”（《走进中国》，第276页）
太平洋战局的进展，改变了罗斯福总统过去几年里重视中国的态度，现在他最关切的是如何尽量减少美国士兵伤亡而尽快打败日本，结束战争。他一度将中国纳入大国的努力，已然成为过去。如今，他的目光焦点不再是中国。中国发生的一切，他依然会关注和介入，但已经不会像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时那样有休戚与共的迫切感了。
1944年——在历史大背景中，这个年份的意义就这样凸现出来了。
四 走了，“乔大叔的战车”
一次个人化的举动，直接导致了史迪威的被召回。
早在1942年7月，蒋介石就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只是在马歇尔的反对下，罗斯福才没有同意撤换。1943年9月，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撤除国民党军队在西北对中共地区的包围，两人产生了重大分歧。最后的冲突在1944年7月开始爆发。
这里有必要把1944年的中国战场局势略加叙述。此时，欧洲战场自苏联向纳粹德国进行大反击后，形势已越来越有利于盟军。1944年6月初诺曼底登陆战的成功，东线、西线的两面夹击，已经初现纳粹德国彻底失败的前景。据《剑桥中华民国史》称，从1939年到1944年初，在中国的战线并无重大变动。中、日双方之间的战略平衡，在将近六年中变化甚微。但是，中国却在1944年面临了自抗战爆发以来最严峻的危机，这就是日本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一号作战”。《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这样概述说：
去年年底以来，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失利，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一带的日军海上运输线，已随时有被盟军切断的危险，中、美空军亦对日本本土及海上交通线构成巨大威胁。今年1月24日，日军大本营决定发动“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以图达到以下目的：摧毁中国西南地区的空军基地，确保日南洋方面军与大陆的联系；摧毁中国军队主力。日军制定了三期作战计划，准备“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将黄河以南京汉铁路南部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之要地，分别予以占领并确保之。”
在日本军队的强大攻势下，中国军队虽时有顽强抵抗，但几乎全线失利。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大中城市相继失陷，到1944年11月下旬，日军攻占贵阳和南宁，最终打通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陆交通线。随即日军又向昆明进发，坚守了七年多的重庆，因而也处在前所未有的威胁之中。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进入白热化。史迪威提出撤离封锁共产党地区的中央军队，以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拒绝了这一建议。蒋在6月拟调回滇西远征军增援湖南战场，但也遭到了史迪威的反对。史迪威向罗斯福建议，如蒋肯授予他全权指挥中国军队，他愿领兵（包括中共军队）自陕西进攻洛阳、开封等地，以此而改变战局。
罗斯福最初站到了史迪威这边。他一改过去尊重蒋介石的做法，改而以居高临下的命令口气，要求蒋介石将所有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在1944年9月18日的电文中写道：
予详细阅读关于中国局势之最近报告后，曾与各高级参谋交换意见，深恐在最近之将来，阁丫将面临一非常危急之局面……如阁下不立即补充缅北部队，或不派生力军援助怒江方面之华军，则吾人将完全消失开放接济中国陆路路线之机会，直接危害现下之空运途径，如果至此，则阁下必须准备接受必然之结果，担负全部之责任。
数月以前，予曾迭次请求阁下采取断然步骤，以消除阁下个人与对中国渐渐之危局。兹囡阁下延搁委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