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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是，从中国去把日本打败……中国以她的人力资源，使用那些其距离易于进行空中打击的机场，将是通往这一目标的一个步骤。”（《时代》，1943年12月6日）
可是，尽管如此，就在宋美龄风光十足地进行巡回演讲过程中，从中国返回的美国军方考察团则明确表示，目前尚不可能在中国部署大规模的空军。《时代》以《不可能及时》为题报道说：
目前，假如只能靠空中提供补给，就不可能在中国部署大规模的空军。这是阿诺德少将（Am01d）访问中国后向民众做报告时所明显透露的意思。
在曼哈顿举行的欢迎蒋夫人的集会上，阿诺德将军说，罗斯福总统派他去重庆，指示他考察如何最佳地在中国部署空军力量。他告诉公众，为什么不能靠空中运输做到这一点，其原因如下：
没有足够数量的飞机。“我们正在九个前线与轴心国作战。向任何一个前线增援大量飞机，不可能不从另外的前线抽走一部分。我们没有多余的，没有多余的飞机——每架在工厂里正在组装的飞机，都是固定为某一确定的前线、某一确定的目标提供的。航空生产无疑是在增长，但在一段时间里，至少目前，我们只能用今天的飞机进行今天的战斗。”
……
印中航线的飞行相当艰难。“我们的人员必须飞越比落基山脉高得多的山脉，必须飞越或接近日本控制的区域。在冬天，飞机会被冻住；在夏天，他们又将面对雷雨和龙卷风。在印度的一些地区，一天的降雨量有纽约一年之多。在有的地区，却终年无雨，常常有可怕的沙尘暴。”
中国没有燃料。“我们在中国的空军使用的每一加仑的航空油，都靠空中补给提供。每架运输机必须携带——超过通常降落时的标准重量——足够的航空油，这样才能返回印度。”
更重要的是最后一个理由。一个拥有四百架轰炸机、一百架战斗机的中国基地，每个月需要七万五千吨航空油、炸弹、子弹（按每架飞机每月执行十五次飞行任务计算），基地之间的移动，又需要更多的额外补给。四引擎的运输机，每次降落时标准载重量为十吨，但其中有四吨物资系提供给机组、零部件及返程航空油。这样，每次航行只有六吨战斗物资可从印度运到中国。换句话说，一千架最大型运输机，每月执行大约十二次飞行任务，就等于另外还得有同样多的飞机在运转。可是，在这条航线两端，目前均不能保证提供所需飞机或合适的机场。
对中国的真正帮助，盟国在中国用以对日战争的基地的真正使用，有待于清出一条陆地运输线，可能通过缅甸。阿诺德将军说：“我们有一句格言完全适用于在远东的空中行动的展开：问题要立即解决；短期内却不可能。”（《时代》，1943年3月15日）
在欢迎集会上，阿诺德将军发表这番演讲，的确显得直爽而颇不客气。无疑，他往宋美龄的热切期待上泼了一大盆凉水。可以揣测，在感受公众热烈欢迎的气氛的同时，宋美龄从阿诺德的言语中也感觉到了失望。
失望只是从空中跌落地面的一个开始。对于宋美龄，更大的打击来了。
二 光环忽然黯淡了
1943年2月，当宋美龄正在华盛顿引起轰动的时候，《时代》的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White）与同行、《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Forman）两人正在洛阳一带采访。
白修德早就听到有关河南饥荒惨状和赈灾中存在腐败的传言，重庆《大公报》因独家报道此事而被勒令停刊三天，这让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具有新闻敏感性和冒险精神的他，决定利用其外国记者旅行的身份，日夜兼程前往灾区采访。作为记者，其天职就是要目击现场，披露真相。白修德想履行他的职责。出发时，他显然没有预料到，他的这一举动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并留给后人无尽的反思。
离开重庆，从个人而言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白修德想摆脱这里的沉闷，到被禁止报道的地方获取敏感素材，从而激发新闻活力。兰德在《走进中国》一书中，这样概括太平洋战争后重庆的状况：
现在，日本人的注意力已从重庆转到太平洋战争。在过去大轰炸和封锁的日子里，这里曾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城市——如伦敦在闪电战中的表现一样。但如今不再受到轰炸，随之令人烦恼的是食品、住房，以及何时能够予以提供；呈现出来的是乏味画面，艰苦仍没有摆脱，而它曾激发出的活力却消失了——甚至苦难也因持续太久而色彩全无。（《走进中国》，第242—243页）
令白修德这样一些外国记者感到越来越痛苦的，是国民党政府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
像通常一样，新闻检查制度令记者几乎难以发出报道，因为这些真实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对国民党的日益腐败的反映上。你不能写这些。你不能写通货膨胀。你不能写中国人的一个发明——不加控制地印制纸币，这导致商品购买越来越麻烦，因为物价像天文数字一样飞涨。……（《走进中国》，第242页）
身在美国的《时代》、《生活》的老板和出版人卢斯，当然知道白修德及同行们在重庆产生的对新闻检查制度的不满。尽管他力挺蒋介石和宋美龄，竭尽其能地在美国公众面前为他们塑造出完美的形象，但对新闻检查制度引发的外国记者的不满，他不能不视若无睹。他给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董显光去信表达对此事的关切，董显光回信予以解释说：
“就个人而言，我对严格的审查制度感到遗憾，但在目前情形下，它无疑是必要的。中国发现，敌人已掠夺了我们的大部分国土，控制了反政府的政权机构，使他们完全拒绝合作反抗入侵者。审查制度欲尽其所能来避免一些消息传到海外，为敌方做宣传之用。敌方的广播宣传即可证明设立审查制度的必要。”（转引自《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第82页）
不管董显光如何向卢斯解释，白修德一次改变历史的现场采访和披露真相之行，在1943年2月启程了。
他们来到洛阳，在美国传教士梅根神父的带领下进行采访。白修德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
我们所看到的，我现在已不敢信以为真——但是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上记载下来的东西却让我相信。首先是尸体，第一次见到是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躺在雪堆里，死去一二天的一具尸体。她的脸已经萎缩，可以看见头盖骨。她一定还很年轻。大雪覆盖着她的眼睛。直到小鸟和狗来吃光她身上的肉，也不会有人来掩埋她。沿途的狗在恢复狼的野性，一条条吃得油光光的。我停下来拍摄了一条狗从沙堆里扒尸体的照片。还没有调整好相机，狗已把一个脑袋上的肉吃得精光。有半数的村子都废弃了……（《白修德回忆录》，第134页）
白修德感到最大的震动还不是饥荒惨状本身，而是地方官员和军方的腐败。他在1943年5月14日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露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二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转引自《走进中国》，第248…249页）
白修德采访完毕，当即写好稿件，在洛阳的电报局把稿件发向美国。一般来说，当时从各省发往海外的所有文章，都要先传到重庆由检查官审查后再发出。让白修德感到惊喜的是，这篇稿件居然绕过了重庆，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时代》总部。他分析，如果不是审查系统出了问题，就是那位电报员受良心驱使，希望世界能够了解真相，哪怕这样做事后可能会受到迫害。
不仅仅限于报道真相。《走进中国》一书说，白修德回到重庆就像鬼魂附体的人难以平静。他去找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他们中间包括宋庆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