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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设在红楼三楼的一间教室，张炼被押到现场时，我已经坐在群众背后等着她了。张炼参加这样的批斗已经不止一次，行前显然都有过一番着意打扮。今天她那一头短发照样梳理得很整齐，一件血牙红的衬衫也是干干净净。她走到指定的位置站下，正面而立，苍白的脸上显示着一份美丽的庄重，令我不恰当地想起了《红岩》里的江姐。一位女生看不下去站起来喝问道：张炼，你为什么不低头？张炼对着她反问道：你也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我为什么要向你低头？张炼的话激怒了在场群众，立刻有两名男生上前按住她的头往下揿，揿了一会男生把手松开了，张炼把头发理顺衣服拉直，又抬起了头。男生觉得丢了面子，再把她往下揿，并且加大了力度，可手一松张炼继续反弹。如是几次以后主持会议的工宣队连长不耐烦了，挥一挥手宣布道：不管她了开会！连长话音落下，便先后有几个人站起来发言，他们均以严正的立场声讨张炼对张春桥反夺权的罪恶行径，接着责令张炼交待在审查期间的现行活动。他们伸手直指张炼的鼻子，气势十分凌人。但是我能够理解他们的好意，他们是在给张炼机会。可张炼就是不肯领情，索性将脸转向了窗外。问了几遍以后连长又不耐烦了，把桌子一拍：蒋寄梦揭发！
我一下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我本以为连长会将事实公布逼张炼承认从而了结此案，万没想今天要我来出演这么一种角色。可是开弓已无回头箭，我只能将这个角色演下去。我很难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总的感觉是我成了一个甫志高，那低眉嗫嚅的样子一定非常丑恶。在我说话那时，工宣队连长向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以为我正在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从此将洗心革面。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好青年，在那疯狂的年代我曾经给许多人造成了伤害。但是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恰恰是这个会上的表现，说实话我宁愿走上去同张炼站在一起，哪怕是再坐一次喷气式，再过一个“蒋寄梦”日。我终于说完了。我说完以后在场群众对着张炼又是一连串的责问，随后是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大约差不多的样子连长站起来作总结发言，他说不管张炼交待还是不交待，两个人以上的供词就能将她定罪，今天的会打掉了她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所以开得很成功，毛主席万岁。
批斗会以后张炼搬出我隔壁，被转移到了红楼下面的一间琴房，就在那里她同党委书记交上了朋友。我是半年以后再见到她的，那时候林彪已经垮台，学院里的政治气氛略显得宽松。我们被安排到了一起学习中央文件，在学习的间歇中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走到她面前郑重其事地向她道歉。这个机会我等了半年，所以我很严肃。没想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说：没事，我知道你那时候处境不好。我那时的处境酌确很糟糕，何况还背了个沉重的出身包袱。可她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她母亲于五七年划为右派，父亲是个资深记者，这几年被当作黑线文人屡遭批判。她与我同属可以教育好一类，可当狂风恶浪席卷来时。她挺起削瘦的肩膀站立起来，我却缩进脖子躲到了她的身后，作为一个男生我更感到惭愧。
张炼现在旅居美国，每当她探亲回国总要约上我和红画枪过去聚聚，我们的友谊开始于红楼的那次串联。
彷徨
康 梦
第一次到底特律快凌晨两点了，我从阿拉斯加安科内奇（Anchorage）大学作为最终候选人之一，来到坐落在芝加哥和底特律之间的阿尔滨学院，竞争一个客座教授的位置。
自1982年在北京上大学，开始就读法国文学，八十年代后期去了加拿大，1998年获法国文学博士，次年很幸运地获美国安科内奇大学法国文学讲师职位。在西方我没有遇到过几个搞法国文学的东方人。九十年代以后，法语在美国从第一外语的位置直线下跌到三流语言，被西班牙语所淹没，由此，法国文学教授位置的竞争力直线上升。
底特律的创始人是一个叫甘地亚克（Candiaillc）的法国人。Detroit是个法文词，意思是海峡。十七世纪法国人南下路易斯安那州，CLouisiana）取道经过这儿，错把内湖当成了海，开发了这个城市并命了名。十九世纪末，底特律附近发掘了无数丰富的铁矿，炼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汽车制造业，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底特律成为全美汽车制造王国。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M）的总部那绿色玻璃高楼就矗立在市中心杰弗逊（Jefferson）大街。五六十年代是美国汽车制造业飞黄腾达的黄金时代，直到七十年代初期优势被日本车替代：小型，耐用，省油。从此，底特律这个城市开始萧条，周围的小城市跟着不景气，到了二十世纪末，像阿尔滨这样的小城市已奄奄一息了。在美生活的人都知道中：西部文化（mid…westculture）指的是白人文化，也就是一种比较落后的闭塞文化。
车进入了校园，在绿色草地和百年老树堆中矗立着一块大石碑，上面刻有阿尔滨学院1835（AlbionCoHege 1835）字样。这是个典型的美国私立贵族小型大学：富裕，闭塞，传统。它的学费是一般公立大学的三倍，每年约二万五千美金，近一千三百个学生，教授和学生以一比十的比例开小灶培养他们。学舍环境幽雅，矮墙簇拥着鲜花。这类贵族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美国白人的孩子，父亲不是医生就是律师。
当晚我在贝尔默公馆下榻——这是学校接待外宾用的，一座十九世纪城堡式风格的建筑。待我找到房间，放下行李，已是早晨四点半左右，我的面试从八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八点结束。美国和加拿大大学选择教授时采取一个固定的模式：由一个三或五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从报考的几百份材料中挑选大约十人左右进行第一轮筛选：给每人以三十分钟的电话面试，再从中选三个，最后的竞选者由学校出钱请他们到校进行持续一天的面试。
一路颠簸赶了三架飞机，近三十个小时我是在飞机上和飞机场中度过的，没有睡过觉。累会使人紧张，而紧张使人更累。马上就要上场了，我不敢睡觉，躺在浴缸里闭目养神：这一战是不成功便成仁。我与阿拉斯加大学的合同即将到期，若得不到这个客座教授的位置，将面临没有工作合同的窘境。想到这儿，我顿时觉得前途渺茫，心情沉重。我的弱点写在我的脸上：一个中国人，在西方，却要与法国和美国人拚夺那几个屈指可数的法国文学教授位置。
我为什么不懂得扬长避短找一个有利于自己取胜的行当？
悔恨像幽灵般无情地缠绕着我，人与行当上的背景差异，使我这十几年来为事业付出了莫大的牺牲。情绪上的波动每次都一样，在决赛前那一刹那我特别消沉，断定自己走错了路：在一条死胡同中耗费了十年青春时光。好在阿尔滨这个位置是客座的，竞争要弱得多，凭我在法国和加拿大发表的那么多学术论文，我应该是个强硬的候选者……刚闭上眼睛电话铃就响了，是黛安娜教授，询问有关八点与她共进早餐的事。这是场开场戏，她要跟我法语对话。十点我准时等候在院长室，准备接受院长的问话。他是位颇有名气的生物教授，他的科研项目在美国国家电视台收视率很高的全国地理节目中有专题报道。他很开朗，谈话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我告诉他英文是我最差的语言，他笑着说：“那你的法文和中文肯定不得了的好。”
示范课安排在下午一点，当我把教科书、参考书、教学仪器各就各位放好时，顺便瞟了一眼台下，评委们都坐好了。每次比赛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