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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同盟秘密协定墨水未干，它受到莫斯科满脸严肃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著名的红军之鹰、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不停攻击。
众所周知，苏联秘密情报组织十分出色，独裁者斯大林几个月前就预测日本——感觉德国也会与之站在一起——会不再迟疑地在前线择机进攻，即上周爆发的这种战而不宣的战争。在莫斯科，早有防范的独裁者斯大林，最近邀请表情死板但处事油滑的外蒙古总理和司令官访问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盛情款待，灌他们伏特加酒，与之密谈，以示友好。（《时代》，1936年1月24日）
苏联与日本终于发生军事冲突，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无论国民党或者共产党，这都是一个好消息。甚至可以说，从1931年起，为这一天，中国已经等待了四年多。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蒋介石、张学良等国民政府要员，包括许多知识分子，都寄希望于国际组织和西方列强能够出面干涉中、日冲突，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国家都有各自的在华利益，它们从来不会轻易容忍日本独吞。然而，中国很快失望了。正在承受经济大萧条痛苦的西方各国，特别是新崛起的美国，无暇顾及远东的冲突。对日本侵吞中国东北，策划成立“满洲国”，除了口头谴责和采取“不承认主义”外，它们没有做更多的事情。
中国也曾寄希望苏联出面干涉。但令人失望的是，苏联走得比西方列强更远。美国等国对“满洲国”还采取了“不承认主义”，外交口径上还尊重中国领土的完整，而苏联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以及与日本在分割中国利益上的历史恩怨，虽然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继续指导中共开展武装革命，另一方面却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与“满洲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甚至还撇开主权国家中国，直接与“满洲国”谈判出售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事宜。
学者田保国在论述“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对华关系的变化时，这样写道：
首先，苏联试图以外交手段遏止日本的侵略。苏联在向中国人民深表同情的同时，却不敢大声斥责日本的侵略行经。……1931年10月25日，出席中苏会议的中方代表莫德惠向加拉罕提出苏联能否就“满洲事变”发表一份正式声明时，加拉罕当即拒绝，说：苏联报纸已“很清楚地说明了苏联对事变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报纸都做不到这一点，它们永远也做不到。”为避免日本在中东铁路寻衅，苏联同意铁路局悬挂伪满旗帜，同意伪满在苏联设领事馆，甚至同意日本利用铁路运兵。当这一切仍满足不了日本的胃口时，苏联干脆作出将中东铁路出售给伪满的决定。……上述可见，苏联面对“九一八”事变后险恶的远东局势，对日本采取息事宁人的姑息外交，必要时不惜出让部分权利来安抚日本，以争取和平建设的时间。（《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第228页）
他的这一论述，可以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的回忆中找到历史细节的印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马占山将军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他曾率先在齐齐哈尔武装抵抗日本侵略。兵败之后，他和另外几位将军乘火车取道莫斯科前往西欧时，却遇到了不愉快的事：
当时苏联不允许他们下车，中国使馆只好准备了一些中国饭菜送到车上。马将军在黑龙江曾以骗取日军的信任然后狠狠打击日军而闻名，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讲述他的抗日功绩。苏将军是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他也抗击过日军，但最后不得不撤退到满洲边境车站。（转引自《一个时代的侧影》，第59页）
夹在德国与日本两大军事强国之间的苏联，采取这样的立场或许有它的难言之隐，但对中国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现实。当苏联不顾中方抗议，执意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谁都清楚，实际上就是出售给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后，中国政府曾与之一度中断外交关系，无论如何，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举动。
几年过去，随着远东前线炮声的响起，中、苏之间的一切不愉快，在1936年年初似乎一下子消失于冰天雪地的硝烟之中了。代之而起的则是苏联与“满洲国”、与日本的关系接近于冰点。苏、日军事冲突是否会发展为战争？德国在未来将扮演什么角色？现状的严峻与未来局势的悬念，无疑值得世界所有媒体关注：
在满洲国的首都，大雪覆盖的新京，由日本人指挥的康德皇帝的政府，把上周的战斗称为“未经宣布的战争”，似乎已做好准备在零下三十度的气温下作战。上周，东京的积雪创记录地达到十二英寸，但气温则比新京暖和，不过日本政府却比满洲国政府更感到头上冷飕飕的。这些年来，日本一直虚张声势，而布尔什维克也只是限于偶尔越过边界制造偶发事件，或起草一些外交照会，日本外务省则对之或答复，或根本置之不理。但当上周苏——蒙军队真的开战后，日本战争大臣忽然发现机会来了，向东京的记者说：“苏联红军有一百三十万精锐部队，仅远东军就有二十五万，与日本全部现役军队差不多。”（《时代》，1936年1月24日）
苏、日之间的局势后来并没有进一步恶化，偶然发生的军事冲突，以苏联获胜、日本暂时停止了前进步伐而结束。苏、日之间似乎平静下来，但硝烟无疑为苏联的远东前景蒙上了阴影。有一个与日本签订了军事同盟的强大的德国侧卧身旁，苏联显然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个团结的、能够对日本实施有效抵抗的中国，以减轻它的压力，保证它的自身安全。于是，它的对日政策有了根本转变，而一度失望了的中国，重新看到了希望。
写到这里，不由得感慨万分。其实，国与国之间，哪里有绝对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永远是每个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是对自身实力与国际利害关系的权衡。可惜，看上去异常简单的道理，常常被人们忽略而不予正视。
悲哉！
4 中国在哪里？
中国在哪里？
——《时代》1936年1月24日在报道苏、日军事冲突时，以这样的设问作为小标题，来叙述封面人物之一的蒋介石：
在上周发生的所有战斗和危机中，中国在哪里？蒋委员长的作用在哪里？目前南京政府的首脑又是谁？
几年以来，蒋委员长一直在努力避免与日本或别的外国敌人对抗，而继续派遣大量军队去全国各地与中国共产党作战。他取得了许多胜利，他的屠刀让数以千计的赤色分子人头落地，就在上周，大城市贵阳打败了强悍的中共萧克将军和贺龙将军的进攻。
在莫斯科，人们从未忘记，是共产党的经费，共产党的军事顾问，以及共产党的鼓动宣传，帮助了蒋介石的崛起。没有他们，或许他不可能成为总司令，征服全中国。他随后反对共产党，抛弃他的非基督徒的原配夫人，与毕业于威尔斯里学院的一位美丽的、在《亚洲》杂志上发表诗文的中国姑娘结婚，他本人也皈依荚以美教派。（《时代》，1936年1月24日）
中国在哪里？
中国在内战中。
当汪精卫1934、1935年致力于“求和”时，蒋介石的主要精力放在清剿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内战中。即便中共的中央红军1934年在第五次围剿中遭受重创，不得不撤离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开始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也仍未放松对红军的追击；即便汪精卫的对日妥协政策受到多方势力的猛烈抨击并突然遇刺受伤，不得不辞职而去，蒋介石的外交方针也没有因此马上改变。
中国必须抵抗侵略，不然就无法面对民众的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国的统治者，蒋介石对此想必十分清楚。但他更坚决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中国的最大的敌人，必须彻底剿灭之。“攘外必先安内”——在他那里，是无法更改的国策。于是，在坚决反共这一点上，蒋介石与侵略中国、威胁他的统治的日本，实在是又有共同语言。
因此，当苏、日爆发军事冲突后，蒋介石是否会与苏联重归于好，其反共国策是否随之改变，必然是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直到《时代》把蒋介石放在封面上的时候，外界还没有看到他的变化迹象：
日本正在进行的一场战斗，也是针对共产主义，这正是蒋介石委员长多年来所进行的战斗。在苏联军队与帝国军队、南京政府及蒋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