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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垂着脑袋，说，看来等待我的是牢狱生活，我老婆肯定会跟我离婚。
黄灿上个月才结的婚，杨民警当时还在医院里躺着，黄灿携着新娘来医院看他，送了喜糖给他。他当时很想打屁，但新娘就坐在他身前，他打屁一般情况下都很响，就觉得在新娘面前打屁显得很不文明于是忍着没打，结果害他的肚子气鼓气胀了一天。这样的事情那就很难说，他说，你老婆又那么漂亮。
黄灿说：这正是我痛苦的地方，想想我那老婆，她又哪里有意志坚守空房！
杨民警笑笑，又望着马建军，见马建军苦皱着脸，便递支烟给马建军，还替马建军点上烟，说今晚可能是我们坐在一起最后一次说话，明天可能就看不见你了。
马建军咧嘴笑笑，明天我能到哪里去呢？
哪晓得，说不定你今天晚上就跑了呢？杨民警说，今天又没人抓你。如果你跑了，这个案子就不好揭了。你拿砖头砸了死者的脑门，你是主犯，他们是从犯。
马建军说：我哪里都不去，我准备接受法律的制裁。
你这样想，那我就没话说了。杨民警觉得该说的他已经说了。
四个人坐到十一点钟，随后走出了酒吧。马建军低垂着头走在前面，心里一百个后悔自己干了联防队员。假如不是联防队员他就不敢放开胆子打人，现在一切都迟了，等待他的还不晓得是什么。黄灿拍了下马建军的肩膀，马建军就掉过头迷惘地看着黄灿，黄灿跟杨民警和刘民警告别说：马建军心情不好，我陪马建军走一段路，你们先走吧。
杨民警和刘民警朝那边走了。黄灿回过头来说：马建军，你不觉得刚才杨队长在暗示你跑吗？你一跑，这个案子就无法揭了，这事拖个几年就撂在一边了。
马建军说：人命关天的事，怎么可能撂在一边呢？
黄灿提醒他说：如果主犯跑了，怎么结案呢？
马建军说：我能跑到哪里去？随便跑到哪里都要钱用，我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黄灿把口袋里的钱都给了马建军，那是三百二十三块钱。他说：你拿着买烟抽。
马建军看着他，我怎么好意思要你的钱？
黄灿拍了下马建军的肩膀，我听说云南那边管得松，从那边去缅甸很方便，国界松得跟走大马路样。缅甸比中国穷，没人愿意去缅甸生活。缅甸还很乱，有政府军，还有反政府军，两边都有自己的领地。再从缅甸去泰国，泰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是男人的天堂。
马建军道：那不是一天到晚都担惊受怕的？
黄灿说：总比坐在牢里等死好啊。
十五
马建军回到了冷火秋烟的家里，一走进家里他就有一种悲伤感。现在他面临的是两种生活，一是坐在监狱里等待审判，另一种是动荡不安的逃亡生活，很有可能是死在异地，还有可能被抓回来。一句话，那一砖头拍下去就把他的生活拍成了灰。他感到孤独无助地坐到了沙发上。来抓我好了，他自语说，我哪里都不去，就在屋里等判死刑好了。人反正有一死。但他又想既然人反正有一死，那还不如搞一点惊天动地的事情再死！吹黑管的男人跃人了他的眼帘，还有云南、缅甸、泰国及一些陌生的美女和椰子树等等都在他脑海里翻腾。这些年里，他总是压抑着自己，总是俯首帖耳地做人，到头来却是替别人出了气，而自己却将身陷牢笼。他觉得他太不值了。他眼睛瞅着屋角，那里有一只壁虎，昂着头，鼓着眼睛，突然爬得很快，突然又停下不走了。要是刘月红看见了，就会催老子把这只壁虎打死。这么一想，他脑海里又出现了吹黑管的男人，这个男人才是他一直想收拾又没采取行动的。对，他坚决地说，横竖是犯了法，不如把吹黑管的也打死，打死了吹黑管的老子再跑。
他的目光就投向了厨房。厨房里不但有菜刀，还有一把砍刀，砍刀是儿子出生后，为了炖骨头海带汤给儿子吃，从铁匠铺买来专门砍骨头的。他步人厨房，拉亮灯，目光就落在砍刀上。砍刀插在搁刀的刀架上，黑铁颜色。他拔出砍刀，感觉砍刀拎在手上分量很重。砍刀上生了点锈。他拿起抹布揩了揩，并没把锈揩掉，但把落在砍刀上的灰抹净了。他拎着砍刀步入卧室，打开箱子，箱子里有两百块钱现金，还有一张存折，存折上有一千五百元，是他这一年来的积蓄。明天我要把这笔钱取出来，他想，如果出门，没钱是寸步难行的。他决定逃走。他把钱放进口袋，把存折放进另只口袋，躺下了。
第二天一早，他被一个炸雷惊醒了。一道闪电落到了窗户上，又一个炸雷响起。雨哗哩哗啦地下得很猖狂。他起床，拉开门，雨水在街上哗哗地流淌。街上没什么人，他决定等雨停了就去农业银行取钱，取了钱就去找那个吹黑管的男人，把那个男人砍死在家里，然后走人。他煮了一大碗面，放了很多辣椒到面上，呵呵地吃着。吃完面，他点上支烟抽着。雨还在下，但比开始小些了。他把烟抽完，拎着砍刀，打把伞出门了。农业银行在迎春路上，他大步走进农业银行。农业银行的保安紧张地盯着他手上的砍刀，不知应该做出什么反应才合适。他想到了，忙把砍刀和伞放下，走过去填单子取钱。他把一千五百元全部取了，再走出来时，就径直向吹黑管的男人家走去。他走到异南春饮食店前，看见卖包子的女人不是他前妻，便想刘月红今天是做下午班。他走到吹黑管的家门前，站住，一只手打着伞，另只手举起砍刀敲门。他敲了几下，紧张地等待门里的反应。门里没反应。他又敲了几下，敲得比开始重些了。门里有男人问道：哪个哕？
他想他这是自己找死，便回答：我。
门里的男人粗声说：你是哪个？
马建军想他一开门，我就一刀劈过去，回答：我是你朋友。
门里的男人说：我朋友？
马建军回答：你开门就晓得了。手里的砍刀攥得紧紧的。
门开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蓬头垢面地站在马建军面前。马建军愣住了，他不是吹黑管的男人。吹黑管的男人比较瘦，长一张尖型脸，眼前的这个男人脸很宽，年纪也大一些。吹黑管的呢？他问这个眼角还粘着眼屎的老男人。
他娘病了，住在县医院，老男人说，他去县医院招呼他娘去了。
你是他什么人？怎么住在他家里？马建军盯着他。
老男人说：我是他舅舅，你进来坐吗？
马建军没进去坐，拎着砍刀向汽车站走去。镇文化电影院前面是汽车站，到处都停着开往县城的汽车，有汽车站发出的车，还有个体户跑营运的中巴车。马建军上了一辆个体户的中巴，坐到靠窗的一旁，眼睛就打量着车窗外的行人。他心里有一种忧伤。他估计他这一次出门恐怕是永久性地出门了。他在这个镇上生活了三十多年，忽然就这么走了，而且再不能回来了，不免就有些伤感。汽车动了，缓缓向县城驶去。汽车沿途上客下客的，到达县城时已十二点钟了。他先上火车站买了张去长沙的火车票，那是下午两点钟路经此地北上的火车。随后他到火车站旁的饮食店里吃了碗面，一切都要从节约的角度出发，他对自己说，有钱用总比没钱用好。吃了面，肚子还没饱，他又要了两个包子，把包子吃完，就有一个嗝从他胃里蹿出来。饱了，他说，现在要去找那个婊子养的男人算账了。
他没法对吹黑管的男人进行报复。他在县人民医院的住院部转了一圈，每间病房查看，最后他在三楼的一间病房里看见了吹黑管的男人。吹黑管的男人坐在病床前，手里端着只花瓷碗，正喂着母亲吃面条。母亲坐在床上，一头纷乱的白发，脸色灰暗，一边脸明显肿了起来，看来是中风所致，老妇人的嘴唇哆嗦着。吹黑管的男人在喂母亲吃面条时，看了眼站在门外的他，一定是没认出他来，仍在不急不慢地喂着老母亲吃面。
马建军的手紧攥着砍刀，同时还握着伞，砍刀就藏在伞里。他只要把那枚钩着伞把的指头一松，伞就会掉到地上，那他的手上握着的就是砍刀了。然而他没动。病房里，除了吹黑管的男人在喂老母亲吃面外，还有五个病人及病人的家属，简直就是一屋子人，其中一个还是军人，穿着武警服，很年轻还很健壮。马建军想他如果动手的话，这名年轻的武警恐怕不会袖手旁观。武警望着他，又看着病床上的一个中年女人，那女人八成是武警的母亲。马建军迟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