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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着陆时天气刚刚放晴。
我胃里有一点儿不舒服的感觉。我的大衣从飞机行李箱里往下掉，快要落到地上的时候，有人将其接住递给了我。
“是您的大衣吗？”
“是我的。”
我看了一眼递大衣的人，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他是不是对我这个作家以及去编辑部的事感兴趣呢？可他已经转过身，又埋头读他的报纸去了。
这就是我的经历。
我目睹了有钱人乘飞机的情况。连极为普通的商人在飞机上都衣冠楚楚，目不斜视，或把脑袋扎在报纸里。谁要是转身对人笑一笑，就准会露出他那皱巴巴、脏兮兮的脊背。
我把地址告诉了出租车司机。他微微点点头，也没有问：“您是作家吗？您叫什么名字？叫赫尔？听起来像‘先生’那样的称呼！这很好记！我要把这个名字讲给我老婆听听！”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而是绷着脸驶进清晨上班的车流中去了。
出版社大楼位于普拉哈特大街，就在阿尔斯特湖对面。
我昂首挺胸地走进前厅。喂，女士们，先生们，我来了。脑垂体里的姑娘们不得不留在门外。可她们挤在入口处，示威性地举着拳头，祝我成功。但愿她们可别挤破玻璃。
在一间玻璃房里坐着一位保养有方的女士。她看到我后，把身体往前倾了倾，对着装在玻璃后面的话筒问道：“您有何贵干？”
我故意先不回答，以一种期待喝彩的表情向正在把鼻子贴在玻璃门上的“战友们”望去，然后语出惊人：“弗兰西丝卡·赫尔。”
这下好了，她一定会跳起来，赶紧系上上衣扣，从洗手盆里拿出一束鲜花，跑出玻璃房，再三向我道歉，并发誓说，她没有马上认出我，然后带我去领导的房问。
然而我期待的事没有发生。女士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我，然后又俯下身子说出了下面的话：
“这儿没有这个人。”
“是没有，”我抬高嗓门冲着玻璃说，“因为我本人就是！”
我又用期待喝彩的表情向门外的姑娘们望去。她们赞赏地向我点点头，并做了一个威胁的表情，意思是鼓励我不要被人吓唬住。
“噢，是这么回事。”那位女士说，然后又重新凑到话筒上问，“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是浮士德博士约我来的。”我向这位不知情的可怜的看门女士解释道。她似乎还不明白，她所在出版社的老板请来的可是一位社会知名人士。
“浮士德博士先生正在度假。”这位女士对着话筒说。
说完，她就算交差了，又重新用北德人所特有的镇静忙着她的私活，即擦她的眼镜片去了。
“我把我的书稿交了。”我喊道，真想用拳头去砸那面玻璃墙，可那竖眉下逼人的目光使我放弃了这一念头。
“很多人都交了。”她冷冷地说，不想再听我继续解释。
“浮士德博士看了书稿！他想出版！”
该死的！我还要更严厉地训斥她吗？外面的姑娘们从口袋里掏出了防身喷雾器，想穿过门口递给我，以助我一臂之力。
“我早晨六点就把两个孩子托给朋友照顾了，我这样做该不是为了踏进你们宫殿的大门就打道回府吧？”我冲着这位女士所在的玻璃宫殿的窗口喊道，“您以为我是来消遣的吗？”
这句话起作用了。那位女士赏脸地按了按蜂鸣器，通往玻璃房的门打开了。
“请问您贵姓？”
“我过去、现在、将来都叫赫尔。”哼，你这愚蠢的臭看门婆娘，我要对你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才行。
那位女士拿起楼内电话，用装腔作势的标准话说道：“是安妮格蕾特吗？一位赫尔（咳嗽，故意停顿）女士（故意停顿）同你们约好时间了吗？”
再次故意停顿，然后她放下了话筒。
安妮格蕾特显然是高兴地予以证实了，因为这位女士没有进一步刁难就让我继续往前走。她指了指通道尽头的电梯说：“在第六层！”
“多谢了。”说完，我拔腿就走，去见某个叫什么安妮格蕾特的。她一定正高兴地站在电梯门口迎候着我呢。
可楼上空无一人。
二十个房间都是大门紧闭。
“安妮格蕾特？”我压低了嗓门喊道。
没有动静。我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重新下楼，再次隔着玻璃训斥那个臭看门婆娘，用更严厉的语气责问她：“谁负责接待我？在哪个房间？我同你讲话时你要站起来！你难道不知道你在同谁说话吗？”
要么继续站在这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压低嗓门到处喊“安妮格蕾特”，希望安妮格蕾特突然带着幸灾乐祸的笑声从墙后面跳出来。
要么就挨个儿敲门，口中喊道“刑事警察”，然后叫众人大吃一惊，再喊道：“所有叫安妮格蕾特的都给我站出来，站到墙根旁！”
弗里茨·费斯特对这一难题没有提供什么答案。于是，我向第一个门走去。可这门上挂着女厕所的牌子，一位打扮入时的女秘书站在里面，正在给咖啡机加水。
“您好。”我说，“您是安妮格蕾特吗？”
“正是。”这位笑嘻嘻的女秘书出乎我意料地说道，“您是弗兰西丝卡？我正在为我们煮咖啡呢。”
“您可真好，”我说，“我确实想喝咖啡了。”
好极了，这一道障碍终于跨过来了。要想成就大事可能就得这么紧张！可也许我自己觉得是这样。整整五年了，我还像个孩子一样在地上爬行，没有受过训练，连直立行走和同成年人谈话都觉得生疏了。
我们两个边走边亲切地聊着，她一会儿问：“您今天刚从科隆来的吗？旅行愉快吗？不愉快？为什么？”一会儿又说：“汉堡的天气总是这么糟糕。”就这样，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她的办公室。她给我拿了把椅子，坐到我身边，摆出一副想继续聊天的架势。在这座大楼里，似乎普遍用“您”称呼，可同时又都喜欢直呼其名，就像电视剧《达拉斯》、《丹佛》和《新泽西》中所惯用的那样。比如：
“戴西，您怎么喝咖啡？加糖吗？”
“谢谢，麦尔特瑞德。您今天穿了一件很迷人的衬衣，这可以遮盖您脖子上的皱纹。”
“噢，这件衬衣是在马克西姆商店发现的。那里也有一些特大号时髦货，您一定可以找到适合您穿的。也来点奶吗，戴西？”
“好吧，谢谢。”
趁酷爱聊天的安妮格蕾特还没有问我要不要也给咖啡撒点盐或胡椒面、我是在哪儿弄到的这套正好遮住腰身的衣服的，我就先发制人，赶紧向她提出一个好奇的问题：
“浮士德博士先生不在吗？”
“不清楚，”安妮格蕾特亲切地说，“我在这儿只管朗格博士负责的审校部的事务。”
“噢，是这样！”我说。看她不打算谈论我所提出的话题，我又说：“也许这位先生在办公室吧？”
“到现在还没有来。”安妮格蕾特说，“本来他早该来的。我想他是开车去机场了，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并不怎么准时。”她狡黠地笑了笑。“汉堡有点儿冷，是吗？”这个安妮格蕾特本来还是个很不错的伙伴，可她对我内心的痛苦一点儿也不清楚。哎，我那两个孩子此刻正在做什么呢？他们从清晨六点就呆在阿尔玛·玛蒂尔那里了。他们完全是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走进她家的。
是埃诺用车送我去机场的。当然，他作为律师……不，也可以说既作为老朋友又作为新朋友，应该将功补过。要是我知道坐哪次航班返回，应该打电话告诉他。我本来打算马上就回到他们身边，这就意味着我将永远回到我那当家庭主妇的生活中，反正这儿也没人想见我。我飞到这儿来可不是为了同安妮格蕾特一起喝咖啡、聊大天的！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当然可以，”安妮格蕾特说，“您先拨个0。”
我拨了0，然后拨了科隆的区号，又拨了阿尔玛·玛蒂尔家的号码。
要是我在电话里听到孩子的哭叫我就马上叫出租车。我的一只脚已经跨到了外面。
隔壁房间传来了响声。
电话在阿尔玛·玛蒂尔家嘟——嘟地响着。
“我想朗格博士先生回来了。”安妮格蕾特说，同时打开了通往隔壁的门，往里瞧了瞧。
“温克尔。”埃诺的母亲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