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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或者否认这一点。”两个淘气的男孩让她筋疲力尽，不得安宁：在她开车的时候让玩具轰炸机从她的脖颈上嘎嘎滑过，不停地问为什么非要放路障栏杆，为什么前面的大货车老是闪灯，为什么左前方的马自达是坏蛋……在妈妈接电话时对着听筒大喊大叫，或抢先摘下听筒，与对方乱说一气，死也不给妈妈；在餐馆吃饭时冲着旁边珠光宝气锦衣裘服的太太大叫：“妈妈，为什么国王要带一只死狗（指那裘皮大衣上的狐狸头）来呢？”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无比幸福。当她连哄带骗好不容易让两岁的维利坐在便盆上大便时，维利用尽吃奶的力气憋出一个响屁，然后满意地说：“屁屁，你可以把它弄到厕所里去了。”她笑得膝盖都软了，抱着维利在地上打起滚来。后来，维利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他在便盆上的使命，做妈妈的便郑重地宣告：“维利·斯巴斯蒂安·赫尔…格罗斯克特尔把屎巴巴拉到了便盆里。我有理由为此欢呼！”她带儿子们到结冰的湖面去玩，用木棍打下薄冰给孩子当抛向湖心的手榴弹。两个孩子怕妈妈掉进湖里，忙跑过来拉住她的衣角，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她的心头。“这一定是一幅奇妙的图画：两个裹在冬装里的小男孩，紧紧地抓着他们的妈咪，防止她凿冰时落进湖里。我玩这一游戏玩得如醉如痴。”
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最大的特色，就是故事叙述带着叙述者弗兰西丝卡大量趣味盎然的感觉、想像、幻想等形象化的心理活动。这样的叙事充分体现出这个“新女性”的女性特点，同时也体现了新的女性价值观：女性解放绝不能走男性化的道路（弗里丹已承认过去的女权运动过于男性化），绝不能追求在一切领域与男人一样，绝不能只重视“人”而忽视“女”；应当正面肯定男女固有的性别差异，应当赞美、表现女人对生活的特殊敏感、她发达的想像力和幻想力、她胜过男人的形象感悟。
叙述者不愿放弃自己任何有乐趣的心理活动，纵使加上括号——
弗兰西丝卡为夺回电话听筒，把脏兔子和奶瓶一起递给抓着电话的小儿子，“他马上不知所措地松开了话筒（哈哈！上当了）”。
她在出版社的走廊面对一排紧闭的房门，不知敲哪个门才能找到安妮格蕾特，心中突然升起一个怪异的想法：“要么就挨个儿敲门，口中喊道‘刑事警察’，然后叫他们大吃一惊，再喊道：‘所有叫安妮格蕾特的都给我站出来，站到墙跟旁！’”
叙述者不喜欢用抽象的词汇讲故事，说着说着就冒出一大串具体可感的形象，纵使那些形象与故事本身毫无关系——
“埃诺瞪了我一眼，让人觉得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氰化钾或老鼠药。”
“我……用一种特别的目光瞥了他一眼。这种目光在电视里常常见到：一帮皮肤黝黑的年轻人，穿着油乎乎的皮背心，戴着满是油腻的宽边帽，用枪点着对手的太阳穴，让完全吓傻了的对手站在翻倒的马车和破损的酒桶之问。他们总是以这种目光盯着对方。”
当埃诺一下子占了上风，得意洋洋地等待弗兰西丝卡承认错误请求原谅时，叙述者马上写了这样一段：“他现在可有上钩的鱼了，可他还要让鱼儿垂死挣扎一番，欣赏它大口喘气和嘴上冒泡的情景。”
桑雅当众宣布自己腹中双胞胎的父亲是威尔，然后“走到威尔身边，抓起他的手，把它高高擎过头顶”。写到这儿，叙述者脑海里立即出现了一种场景，而她也就立即写了出来：“那动作就像是拳击赛后裁判向大家宣布获胜者似的。”
叙述者对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是那么敏锐，纵使在激情荡漾之际也能注意到无关大局的小事，这与男性的专注形成了鲜明对比。弗兰西丝卡在那种关键时刻对她的情人说：
“喂，我的同行，您脱裤子之前，最好先把鞋子捡回来，它马上就要漂过那个拐弯看不见了……”
叙述者的形象感悟是那么切中要害。看到自己的情人和他的妻子一同走来，她只飞快地一瞥就立即捕捉到本质——
“瞧你这张又熟悉又可爱的脸，怎么一挨着妻子就完全变样了呢？显得那么陌生与呆板。”
从这些叙述当中，我们可以清晰明确地感受到，叙述者真是一个女人味十足的“新女性”，全然不像过去的女权分子那样粗犷粗暴、雄辩雄壮。弗兰西丝卡是一个性别心理特征突出的女人，作者充满自信、津津乐道地表现了她的性别特征，把它们视为最有价值的女性自身的财富。
不过，作者并没有掩盖这个灰姑娘身上的弱点，没有把她写得尽善尽美。作品甚至还细致地描写了弗兰西丝卡好冲动、不沉着、小心眼、冒傻气、图虚荣、一紧张就要上厕所等可笑的方面。这些恰恰是生活中许多女人的共同特点。于是，这样描写不仅拉近了主人公与女性读者的距离，而且也使男性读者喜欢上她。女人们觉得，弗兰西丝卡尽管是创造了奇迹的“新女性”，但在许多方面与她们完全一样，看来，她们只要一努力，也不是不可以成为“新女性”的（作品的感召力由此发挥作用）。而男人们，纵使男权思想根深蒂固，也还是会觉得她有几分魅力，至少不会厌烦她。因为，正如弗兰西丝卡所说的那样：
毫无疑问男人总是这样。他们喜欢女人身上的那股笨劲和傻劲，喜欢她们那种天真和无知的劲头，这样，男人们就显出他们的伟大来了。
1
旁边有人正在烫发。我忧心忡忡地对着铮亮的镜子打量着自己。一副滑稽相。
每当我坐在理发椅上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还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好的头发。我忐忑不安地看了看为人随和的理发师。他正忙着给一位老年妇女做头发，面部毫无表情，没有一丝儿笑容。
拉罗发廊坐落在市森林的旁边，确实是一间金碧辉煌的精致小屋，与有着“阿尼塔施蒂姆”①这一耐人寻味店名的理发店有些不同。那家理发店就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一进去便给人一种不放心的感觉。花七点五马克便可在那里洗发和剪发。在那乳白色的橱窗里，广告三十年没有换过，总是那张已经旧得发黄的照片。我怎么会一下子跑到这家发廊来的？一切都来得那么快！
①原文意为“手艺低劣的阿尼塔”。
我抓起一张递到我面前的街头小报（那人大概以为我智商不高），漫不经心地读了起来。我看到戴妃——这位迷人的、但由于减肥而患厌食症（王妃本人对此只在私下里对《玫瑰报》的少数人明确提过）的王妃（上方的照片）实际上非常孤独，因为她那性格内向的王子（这儿左边骑马的那位）同一位玩马球的悍妇（下面这张小照片，可惜有点模糊）关系暧昧，欺骗了王妃十三年。女王夫人（封面照片）对此“金口”不言，一味掩盖。
我旁边正在烫发的女士却没有“金口”不言，她似乎有一种强烈的讲话欲，给人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我男人有一天去了美国，从此一去不归。”她高兴地开了口，打破了发廊里优雅的宁静。
可没有人讲话，正在为她做头发的理发师和学徒都没有任何反应。理发师正兴味索然地瞧着大厅，学徒懒洋洋地给师傅递着五颜六色的发卷。
我越过街头小报的上方看了一眼，觉得这位女士要讲的东西似乎比《玫瑰报》上那些污言秽语要有趣得多。
“您想一想，”那位女士继续说，“当时战争刚刚结束，我和儿子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
真卑鄙，我想，是那种典型的一走了之、把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撇在废墟上的男人。
她和我的情况相似极了。只是我有两个孩子，没有战争，这不用说。从这点上讲，我肯定要比她轻松一些。我不是站在废墟上的女人，无论如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废墟女人。
我把《玫瑰报》放到一边，抓起了精美的《我们妇女》杂志。这儿云集了一群乐呵呵的姑娘，个个奇装艳服，靠在一面墙上，向观众投去轻挑的微笑。她们这样卖弄风骚，也许是因为她们都穿着金银丝紧身连袜裤、喷上了诱人香水（我这位亲爱的女读者虽然没有闻到，但却能感觉得到）的缘故，而且还是有名的拉格罗夫厂出的娜茨丝与高特猛牌呢！
我感到从中获益匪浅。
在“潇洒”这一标题下，在前一页还戴着黑色胸罩、喷洒玫瑰花香水的那位女士现在换上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