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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影院里重新亮起灯来时，燕妮脱下了大衣，而我却没有。科教片演的是狍子和赤鹿，这些动物在冬天必须喂养，要不然就会饿死。燕妮不穿大衣显得更加苗条。狍子并不胆怯。山上的冷杉覆盖着白雪。在电影院里，不仅仅燕妮的丧服套头衫，所有的衣服都是黑色。
本来，在放科教片时我就想抚摩她，可是，实际在正片开始放映之后，我才这样做。《摆脱锁链的双手》并非那种有枪战和手铐的侦探片。那双手是一位女雕塑家的。她爱上了一位雕塑教授。实际上她的名字叫布里吉特·霍尔奈。差不多就像银幕上她老抚摩他那样，我在电影院里也同样抚摩燕妮。她紧闭双眼，这一点我看到了。银幕上那双手一再把泥团揉成赤裸裸的手指和嬉戏的跳蚤。燕妮的皮肤又冷又干燥。既然她夹着大腿，那我就认为，她必须把腿分开。她立即就把腿分开了，然而却让两眼盯着正在放映的正片。她的嘴巴比图拉的嘴巴还要小；这一点是过去我想知道的。当我再抓住第二根手指时，燕妮掉过头来，目光离开了正片：“请别这样，哈里。你会给我带来痛苦。”我立即就住手了，不过，却把另一只胳臂放在了她身上。霍尔奈低沉、沙哑的声音充斥着观众稀稀落落的放映厅。电影结束前不久，我闻了闻我的手指，手指上散发出一股我们上学路上那种尚未成熟的榛子味苦涩、肥皂般的油腻和霉烂的气味。
我们回家的路使我变得实在起来。在沿着火车站大街往下走时，我说，这部影片太好了；不过，在新闻周报当中人们往往只能看到一些干篇一律的东西；演狍子，真是相当无聊；明天又要去上讨厌的学；布鲁尼斯爸爸肯定会万事顺意。“在柏林，人们对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说的？你把全部情况写信告诉了哈泽洛夫吗？”燕妮也觉得正片不错；那个霍尔奈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女艺术家；她也希望如此，尽管她确实感到已经……但她还是希望布鲁尼斯爸爸会有好的结局；可是从那以后，哈泽洛夫先生已经写过两封信；他不久就会来，而且把信也带来：“他认为，朗富尔对我来说再也不是合适的地方。伊姆布斯先生也有同感。要是我在柏林的芭蕾舞团工作，你会不时给我写信吗？”
燕妮的答复使得我欢欣鼓舞。希望知道她和她那身黑色丧服很快就要远走高飞的心情，促使我想到一些友好的话语。我好心好意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绕着弯儿走昏暗的小街，同她一道在二三月的天气中驻足于蓝色防空灯下。我把她推向下一盏灯，压得她紧紧贴在屋前小花园的铸铁栏杆上，劝她同哈泽洛夫一道去柏林。我一再向她保证，不仅仅是偶尔才写信，而是要定期写。最后我命令她离开朗富尔。燕妮把所有的事情都托付给我：“要是你不愿意我离开你，那我就留在你身边；可是如果你觉得哈泽洛夫先生的话有道理，那我就走。”
这时，我便援引那个被带到施图特霍夫去的人的话：“哼，我敢打赌，要是布鲁尼斯爸爸在这儿的话，他也会同我一样说：到柏林去吧！对你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在埃尔森大街，燕妮对于这一次邀她去看电影表示感谢。我匆匆忙忙地干吻了她一下。她最后那句话仍然是：“现在我可是有点累了，另外，还得做明天的英语作业。”
我感到高兴的是她不想把我带进参议教师那个空荡荡的住宅去。在装满已经分门别类的云母石的箱子之间，在未经煮沸消毒的烟斗之间，我会拿她怎么办？又会怎样对付头脑中那些对燕妮一无所求、对图拉却要求甚多的愿望呢？
亲爱的表妹：
后来，在复活节前不久下了雪。雪很快就融化了。与此同时，你开始同从前线归来的度假者干起傻事来，不过没有生孩子。后来，过了复活节后不久，有了空袭警报；不过炸弹并没有落在我们那儿。五月初，哈泽洛夫来接燕妮。
他坐在一辆黑色奔驰车里，坐在司机后面，把车开到屋子门前，下了车。他瘦长、机灵，举止不凡。他肩上披一件过于肥大的、有引人注目的大方格纹的大衣。他搓着戴上了白手套的手，打量着股票房的正面，敲着我们的房门，每一层楼都敲。我从窗帘后面露出半个脸来，然后退回屋里，一直退到地毯边缘。我母亲把我叫到窗前：“你瞧瞧那个人！”
这个人我认识。他刚来时，我第一个看到他。这个人把牙齿朝我扔过来，扔进榛子树丛中。这个人在新生后不久就坐着火车走了。这个人开始抽烟，而且现在仍然抽，戴着白手套抽。我把他的牙齿放在小皮夹子里。这个人走的时候瘪着个嘴，他回来时满口金牙。他笑着，顺着埃尔森大街往上走一段路，再往下走一段路。他笑着，走着，所有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看见街道两旁的房子，看见偶数和奇数的房号，看见够吐一口唾沫那么宽的屋前花园，看见三色堇。他对一切都看不够，常常沉湎于欢笑之中。他向所有的窗户显示他那满口金牙的哈泽洛夫嘴巴。他用三十二颗金牙发出没有声响的笑声，仿佛在这个鸡蛋形的世界上，除了我们的埃尔森大街之外就没有展示牙齿的更为滑稽的理由似的。可是这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恭恭敬敬地离开了我们的房子。在春光明媚的五月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位于过多金牙上的帷幕落下了。从我们窗帘后面走出来的那两个五短身材的人用四只手相互问候，好像他们在庆祝重逢似的。司机在奔驰车旁活动腿脚，他什么都不想看。可是，所有的窗户都是包厢。那些总长不大的调皮鬼围绕着这次重逢形成了一个圈子。我和檐沟上的那些麻雀都明白：他又回来了，挽着钢琴家的胳臂，穿过那些还在长个子的调皮鬼围成的圈子，把钢琴家推进股票房，必恭必敬地给他撑开门，也不瞧瞧后面便跟着他进了门。
燕妮把她那两口箱子收拾好了，因为在这儿呆的时间已不到半个小时。然后，她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一道离开了股票房。她身穿黑色丧服走了。她手指上戴着安古斯特里，却并未戴我的啤酒瓶橡皮垫项链；那串项链放在一口箱子的衣服中间，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把那两口箱子交给了司机。那些调皮鬼在说黑色奔驰车上那个矮人的坏话。燕妮犹豫不决地站着。司机脱帽致敬。哈泽洛夫想轻轻地把燕妮推到汽车后座上去。他把大衣领子高高竖起，不再向埃尔森大街展露他的面容。他很着急。可是燕妮还不想上车，她指着我们的窗帘，在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还没来得及拦住她时，她就已经走进了我们那栋房子。
凡是我要做的事，我母亲都做。我在窗前对我母亲说：“响门铃时千万别开门。她到底想干什么呢？”
门铃响了四次。我们的门铃安的不是按钮，而是一个旋钮。我们的旋钮门铃不只是发出刺耳的声音，它还格格地响了四次，但我母亲和我并未离开窗前的坐位。
我们的门铃重复了四次的响声将永远索绕在我耳际。
“现在她走了。”我母亲说，可我却凝视着我们饭厅里那些用胡桃木、梨木和椴木做成的满师考试试件。
就连那部疾驶而去、越来越小的汽车隆隆的马达声也留在了我的耳朵里，并且很可能会继续留在那里。
亲爱的图拉表妹：
一星期之后，从柏林寄来了一封信；这是燕妮用她的自来水笔写的。这封信使我感到很高兴，仿佛这是图拉给我写的，而且是亲笔信。可是图拉却给一个水兵写信，而且是亲笔信。我拿着燕妮的信四处跑来跑去，给所有的人讲，我的女朋友从柏林给我写信来了，讲燕妮·布鲁尼斯，或者她新近给自己取的名字——燕妮·安古斯特里，因为那位哈泽洛夫，即她的芭蕾舞教练，以及内罗达夫人——主管昔日的“快乐带来力量芭蕾舞团”，即现在的德国芭蕾舞团的一位国家顾问，都劝她取一个艺名。训练已经开始，甚至还排练按照德国古代音乐编排的四对舞。内罗达夫人其实是英国人，是她发掘出了这种音乐。另外，这位内罗达还是一位古怪的夫人，譬如：“当她要外出、要进城或者要出席一个正式的招待会时，她就穿一件价格昂贵的皮大衣，但里面不穿衣服，而是穿一件训练时穿的针织紧身衣。不过，她买得起这种紧身衣。她有一条狗，一条苏格兰狗，这条狗的眼睛同她的眼睛一模一样。有些人认为她是一个间谍。但是，我可不相信有这种事，我的朋友也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