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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李大人不是别个，正是金学曾在荆州税关任职时结识的远安县知县李顺。在揭露荆州知府赵谦贪赃枉法的事情上，李顺帮过他的大忙，从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万历六年，金学曾升任湖广学政，两人就极少见面。万历八年，金学曾奉调进京再次升官，任户部右侍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只听说李顺六年考满迁升一级，调到河南当上了南阳府同知。只不知为何在这岁暮年关之时，他竟突然在北京城中出现。
“金大人，你这家还真不大好找啊。”李顺搓着双手，嘴里哈出了白气。
“亏你还找得到，有的人不相信我会住在这样的陋巷，硬是不肯到这穷人堆里找我。”金学曾苦笑着说。又问，“李大人，你既找上门来，为啥不进屋？”
“咱进得去么，你看看，铁将军把门。”
金学曾一看，大门上果然落了锁。他便从墙缝儿里掏了一把钥匙出来，一边开门，一边说道：“我家那个苍头，大概上街买东西去了。”说着把李顺让进屋里。
待金学曾掌了灯，李顺四下一瞧，这里虽然也是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大大小小有七八间房屋，倒有一多半是空的，里里外外瞧不着一些生气，不免狐疑地问：
“金大人，你的家眷呢？”
“都在老家。”
“你如今已是三品大员，怎么还像过去那样，屋梁上挂棒槌，独打独一个？”
“当官在外，带着家眷多累呀。”
金学曾虽然说的是玩笑话，在李顺听来，倒有一多半是实情。金学曾打从万历三年出掌荆州税关，一直处在风波之中，每次调任新职，虽然都是升官，但等着他的差事却没有一件是轻松的。待他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把一大堆麻烦处理完毕，还没有松心几天，又有新的苦差等着他。官场上的人都知道，金学曾是张居正最为赏识的干臣，却也最苦最累，一天到晚忙得脚打腚子。所有得罪人的事，张居正都巴不得他挂红胡子扛大刀在前头冲冲杀杀。在这种情形下，金学曾哪里有心思想到家眷的事。眼下看到金学曾的“官邸”这般穷酸，李顺简直怀疑走错了地儿，这儿怎么可能是户部右侍郎这种有权有势的高官的住宅？李顺还注意到，金学曾身上穿的是一领青色的棉布袍子，而不是让人眼馋的三品孔雀官服，当下心一沉，急切地问：
“金大人，你怎么穿这身衣服？”
“我已不是朝廷的命官了。”
“什么？”李顺这一惊非同小可，他看着金学曾不像是开玩笑，便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家母半个月前去世，我接到噩耗，就立刻向皇上呈了手本，恳请丁忧守制。”
“皇上批准了？”
“丁忧是常例，皇上有何不批准的，”金学曾脸上充满忧戚，“昨日我已到吏部办妥回籍手续，今日到户部办了交接，明天一早就离京，回家奔丧。”
李顺听此消息，一方面为金学曾大孝在身而悲痛，另一方面又为他的前程因此而受阻感到难过，想了想，问道：
“首辅张大人准你离开？”
金学曾凄然一笑：“他不让我回家守制，未必让我夺情？”
“那……”李顺一时无话可说。
金学曾喟然一叹，言道：“从万历元年开始，这几年来，该做的事我都做了。这一年多来，我感到特别累，现在，也该歇息歇息了。”
李顺默然不语，他听出金学曾的话中似乎有几分颓唐，正猜疑问，金学曾问他：
“李大人，你还在南阳府供职？”
“是的。”
“这次为何来京？”
“吏部咨文召咱进京，说是让咱觐见皇上。”
“哦，我知道了，”金学曾一拍脑袋，仿佛突然记起了什么，言道，“南阳府的土地清丈，是由你这个同知负责。十月间，首辅把吏、户两部当事官员叫到内阁交待，说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找出十个在清丈田地中功劳最大的官员，把他们请来北京，由皇上亲自接见并给予褒奖。我在户部分管此事，因此在议定名单时，就特意把你列上。”
李顺一听，连忙摇了摇头，自嘲地说：“咱就寻思着，这样的好事儿，怎么会轮到我这个穷措大身上，原来是你开了个后门。”
“这哪是开后门，你李大人的确做得不差嘛。听说南阳府田地清丈之后，新增了一万多顷。”
“增是增加了这么多，”李顺眼光一闪，瞅着金学曾叹气言道，“但我李某，真的不想得这个褒奖。”
“这是为何？”金学曾颇为诧异。
李顺低眉落眼半晌不说话，看他那样子，倒像是装了满满一肚子牢骚。
却说万历六年首先在山东开始，继而推及全国的土地清丈，历时三年终告竣工。经过勘察核实，总计天下田亩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上一次弘治年间的清丈竟多出了三百万顷。这多出的部分，势豪大户之诡寄、隐匿的庄田差不多占了大半。勋戚豪强以权谋私大肆鲸吞土地，数量如此之大，连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张居正也深感意外。为了防止这些权贵伺机反扑日久生变，他让户部立即制订配套的法令，加以限制，并说服万历皇帝颁旨允行。这道法令是由担任户部右侍郎的金学曾起草，张居正最后改定，其中有这样一段：
万历九年议准，勋戚庄田，五服递减。勋臣止于二百顷，已无容议。惟戚臣，如始封本身为一世，子为二世，孙为三世，曾孙为四世，曾孙之子为五世。以今见在官品为始，以今见留地数为准。系二世者，分为三次递减；系三世者，分为二次递减；至五世，止留一百顷为世业。如正派已绝，爵级已革，不论地亩多寡，止留五顷，给旁支看守坟茔之人。
又题准，勋戚庄田，有司照例每亩征银三分，解部验讫。如有纵容家人下乡占种民地，及私自征收田赋，多勒租银者，听屯田御史参究严办。
这道法令一经颁布，立刻在勋戚豪强间引起一片喧嚣。大明开国两百多年来，勋臣贵族一直是土地的最大拥有者。这些人自恃有朝廷庇护，在地方上扰民害民横行霸道，老百姓多是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张居正亲自主持制订的法令，对这些天潢贵胄不仅限田，而且还要逐代减田。如若有谁胆敢以身试法再行横征暴敛，一定严惩不贷。如此严厉地对待权贵，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正因为张居正义无反顾地坚持推行“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的治国主张，万历王朝终于大幅扭转了嘉、隆以来的颓败之势，濒于崩溃的国家财政获得根本好转。仅清丈新增田亩带来的收益，每年都可为国库增加九百多万两银子的进项，真可渭物阜民丰，国力强盛！在此基础上，张居正认为推行赋税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再次请得万历皇帝的诏旨，在全国统一推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将一州一县的所有田赋、徭役以及各种杂差和贡纳，统统并为一条，折成银两交纳，并官收官解。此前，农民交缴田赋，均是谷麦实物，按田亩所摊的徭役，也必须由种田人亲自出差。所以，以至缴赋之日，粮船粮车不绝于道途，各地官仓满溢为患，由乡及县，由县及府，由府解运各地廒仓，其间不知要耗去多少运力差役，又不知因沿途损耗，层层盘剥，粮户平白增加多少负担！实行“一条鞭”法之后，一改历朝历代实物纳赋为银钱交税，既便于民众又利于朝廷，这实乃是划时代的改革之举。
最早提出“一条鞭”改革设想的，是嘉靖九年的内阁大学士桂萼。他构想“以一切差银，不分有无役占，随田征收。”第二年，屯田御史付汉臣正式疏陈：“顷行‘一条鞭’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嘉靖皇帝当时准旨先行在南直隶的宁国、应天、苏州等府，湖广长沙府、山西平阳、太原二府以及广东琼州府的感恩县等地先行试点。兹后经半个世纪，“一条鞭”法的推行时断时续，赞同者称为善政，反对者称为“农蠹”。不遗余力的推行者，在嘉靖及隆庆两朝有苏州知府海瑞，应天府尹宋仪望，浙江巡抚庞尚鹏以及江西巡抚潘季驯等封疆大吏，最后这些人几乎全都因为坚持“一条鞭”法而被参究革职。反对者多半都是当道政要，远的不说，就说万历改元后的首任左都御史葛守礼，就是一个坚持不懈的反对者。他认为施行“一条鞭”法是“工匠及富商大贾，皆以无田免役，而农夫独受其困”。隆庆二年，葛守礼在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