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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情怀是不能变的。
第三，现代人在无穷扩张自我，当扩张到一定的时候，也就没有自我了。自我的消失使得人们成为非我，这在本质上是对生态文化和文化生态美学的违背。因而，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根本上说，意味着人是目的，意味着发现东方这一思想在东方主义话语中有其自身独特的性质，即不断坚持中国阐释观，中国不是任何“他者”的文化附庸和话语倾销地。相反，在新世纪有可能从东方思想中获得新的整合性话语。中国在努力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应该从一个世纪的“文化拿来”推进，进入当代中国的“文化输出”。“发现东方”不是目的，近期目的是“文化输出”，长期目的是多元文化互动，使每一种文化都学会尊重“他者”文化。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中国独立电影新布署
崔子恩
中国独立电影在21世纪最初的两年让人更加兴奋。有几个崭新的名字——程裕苏、李玉、王超、刘浩、杨福东、盛志民、杜海滨、仲华、张战庆——划破了中国电影长期的代际关系。他们状态新鲜的影片，进一步破解也进一步稳构了中国独立电影的年轻时局。这些导演的这些处子作，面对中国当下现实的表情与态度，个性分明，创作立场十分坚定。
程裕苏/《我们害怕》
留学澳洲多年的程裕苏回国拍摄了他的第一部长片。《我们害怕》改编自棉棉的同名小说。棉棉在片中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她和她的周遭朋友贝贝、菲菲、妖怪在影片中一律讲上海方言。
这是一部拍得很是自由任意的影片。灵动的手持摄影，飘飞的影像，俯拾可见的随机拍摄的段落镜头，演员不加修饰的即兴表演，以及剧情间的刺痛和才华，使《我们害怕》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十分异质的品性。
一个美丽的上海少年和他的友伴们在上海吞吃了用三块钱购买的摇头丸。他们快乐了，在迪厅里摇摇摆摆，快乐无限。尔后，贝贝开始肉体不适。他无端地怀疑自己得了艾滋，不敢见人，不敢回家，也不敢去医院检查血样。闻知消息的棉棉和菲菲满腔关切地将他保护起来。她们出于对艾滋的愚昧无知，把他藏匿起来。妖怪告诉她们，得上艾滋的人要像麻风病人一样被关到小岛上，与世隔绝。她们不愿让乖乖的、温良的、美妙的贝贝身陷小岛。她们带着他东躲西藏，并且私下里探听到在香港可以医治艾滋。她们开始为他筹借赴港看病的经费。无计可施的时候，棉棉要菲菲去找过去的傍家，向他开口要钱。菲菲不肯，因为她已经与他了断了关系。无钱赴香港治病，贝贝似乎只能等死。绝望勾起了贝贝周围人一个又一个悲伤的记忆，有的来自于爱，有的来自于家庭，有的来自于婚姻。他们在绝望之余，听说北京的一位医生既可以为病人检测IHV是否呈阳性，又可以为病人保守秘密，便大着胆子把贝贝送去抽血化验。检测结果出来，贝贝安然无恙。虚惊一场的人们一时失去了可以依存的中心事件，百无聊赖起来。幸亏贝贝似乎永远有独自解决不完的问题：他在因特网上观看相关幼女的色情网页，被棉棉发现，在回答她的追问时，他坦白说，他会与幼女发生性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棉棉在画中画的DV屏幕中抱出了自己未满周岁的女儿。类似的问题还有：他自认为不是一个同性恋者，却喜欢一个叫杰的跳舞男生，想与他有一夜性爱，而杰表示，如果同他上过一次床，他就会失踪，让他永远也见不到他。棉棉把杰吸收到他们的队伍里，期望他能与贝贝相互珍惜。在杰参与的家中聚会上，菲菲和妖怪记忆起相关于美好的命名和出生，双双流下悲辛交集的热泪。然而，杰在影片结尾，还是失踪了，不知是带着爱，还是带着对爱的恐慌与拒绝。
程裕苏不仅用DV作为载体，也作为观念，相当彻底地划破真实与虚构、记录片与剧情片、写实与寓言的界限，营造出一个既真切又超乎于真切之上的影像世界。当他把影片中的上海作为一个寓言来看待的时候，寓居其中的人物便有了几分寓言色彩，上海寓言着现代上海，棉棉寓言着上海关怀，贝贝寓言着艾滋时代的上海恐惧，菲菲则寓言着上海由来已久的伤害与愈合。当他把片中的人物作为现实来看待的时候，贝贝、菲菲、棉棉、妖怪和杰便一一具有了自传色彩。镜像中的人物相像于现实中的人物，或者说，真实的人物进入了镜像。演员们掏出的是私藏的故事和绝无表演的血泪。这部影片是编、导、演对记忆与才华全无保留的一次集体大消费。不是储存，不是累积，不是铺垫，就是一泻千里，就是才情横溢。
我无法想象明天的程裕苏和他的创作班底会是什么样子，会拍出什么样的DV什么样的电影。我害怕去做此想象。
李玉/《今年夏天》
在威尼斯给评委和影评人首场放映《今年夏天》的时候，导演李玉才惊骇地发现，影片拷贝莫名其妙地缺失了关键的第六本。这种情况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从未出现过。一时陷于绝望的李玉只想放弃比赛，打道回府。幸亏电影节主席及时安慰挽留她，又经过周密安排策划，最后用拷贝放映与录影带放映相结合的方式，才使影片得以完整放映。
编剧兼导演李玉拍电影虽是初出茅庐，却平静娴熟得令人吃惊。影片以清晰明净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三个女子的交叉爱情。潘怡与张浅潜的“老”爱情，潘怡与石头的“新”爱情，以及穿插其间的女男故事：潘怡不断地去会见准男友，石头与男友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潘怡的母亲为了女儿的婚事特意从外省来到北京为她操持与陌生男人的约会。影片剧作线索看似复杂，导演工作运行起来却全不见渲染，不见猎奇、夸大与强调。简略的画面构成和干脆的场面衔接，使这部影片显现出一种凝重单纯的品质。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女女同性恋题材的影片。导演李玉并非同性恋者。这同当年张元导演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男男同性恋影片《东宫西宫》的情形一致。张元也并非同性恋者。他们以严肃诚挚的态度关切同性恋主题，体现的是一种对同性恋者的友谊。两部影片所表现的关怀角度虽然各有曲折，但是，探讨和深一步认识被社会边缘化的新文化群落的努力是不无相近之处的。
“今年夏天”明显标识着朴素的现在时空。不是悠远的过去，不是被期待的明天或未来。这其中蕴藏着热量和高温。有爱本身。也有环境对爱的考验和蒸发。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简单的陈述句：今年夏天——。今年夏天发生了什么呢？这就像讲一个古老的故事，从前呵——。从前发生过从前的故事。今年夏天发生的故事只有在今年夏天才能发生。它并不是古已有之，并不需要“古已有之”来为它正名，或者添加合理性的脚注。
在今年夏天，一个女子与一个女子的爱情将要走到尽头，一个女子与另一个女子的相会与相恋刚刚开始。然而，在《今年夏天》里这种故事并不新鲜，它同男人在不断地寻找女人、女人在不停地靠近男人的异性恋生物故事别无二致，它甚至比不上一个上了点年纪的独居女人与她苦心介绍给自己女儿的男友结婚来得更有戏剧性。
潘怡与石头在影片中的相识与相恋，来得相当朴实。她们只是在石头的服装摊儿上见了一面，然后就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后来，同样是很自然的交往和相处，是很日常的日子和很日常的日子中的女女性爱。她们之间的情欲戏全不见一丝表演色彩。导演和演员如此沉着冷素，体现出的是平和笃定的创作心态。李玉把较为具有戏剧性的段落放在主戏的边缘：石头与男友的聚散，张浅潜的犯人身份和环绕着她的罪案情节剧，以及潘怡的大象饲养员身份。倒是潘怡母亲在接二连三为女儿筹措丈夫的灰色喜剧结束之后，挺身嫁给了一个提亲者，上演了一出黑色喜剧。李玉谨慎地把握着全剧的布局和节奏，从而使一些有可能显得蹩脚的段落经过影片整体风格的过滤之后，显得别有用意。
李玉大胆地使用一些类型片的元素，在分解与冷却之后，把它们坚硬地修筑在女女爱情的背后。或者说，她是把女女爱情打散在种种世俗类型剧的框架里，避免潘怡、石头、张浅潜在影片中闹出那些哭哭啼啼、悲欢离合的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