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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落”了他和朱先生。梁先生很谦虚，说这也许因为文章“语气不正”，并且解释所以写它是因为“在各种出版物上注意到我们的散文界渐渐陷于一种极恶劣的倾向：繁琐和浮夸”，“只顾拼命的堆砌和拉长”，“结果自然是：不消化的抽象名词，不着边际的形容词，不恰当的譬喻等连篇累牍，又翻来覆去地使用。”于是读者“只觉得汪洋万顷，淼淼乎莫知其的止”。他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坛一大危机”，“于是我便不客气地——允许我借用你一句话——向你开刀了。”其实，我们读梁先生那篇文章，从不觉得有“好为人师”的训人口气，倒是很委婉的商榷口气，疑义相与析，大家一起来讨论，更没有什么炫耀自夸的意思，所涉及的事是“微之又微”的常识，只不过关系却确实很大。
梁先生着眼的正是这个大处。他说，他所抨击的，“不止文坛上一种恶倾向而已，还有学术界流行的一种浮夸，好炫耀，强不知以为知和发议论不负责任的风气。”他以为“那才是我们文坛流弊的根源”。他说，他指出李先生的缺点，那么严酷，是为了“探本溯源”，接着又举例：一位新从欧洲休假的名教授，说欧洲歌剧，法国不如德国，巴黎演的，剧本和表演都不如柏林，于是梁先生“就不客气地对他说：‘你岂不知这柏林演的和巴黎演的同是法国人古奴（今译古诺）作的剧本吗？’”不知这位教授感到难堪了没有？梁先生却自责了：“这或者由于我爱真理到了一个失掉‘幽默’的程度，饭余酒后的聊天原是用不着这么认真的。”然而梁先生是非常认真的，所以这样，是由于对他来说“须知这种无意的表现和其它一切行动是完全一致的”，接下去又是两个生动例子：更引他注意的“梁实秋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大文《论文学的美》”，这下梁先生有点按捺不住了：“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国家——除了日本，或者还有美国——能够容许一个最高学府的外国文学系主任这样厚颜去高谈阔论他所不懂的东西——真的，连最初级的认识都没有！试看这一段：‘我们要知道美学的原则往往可以应用到图画音乐，偏偏不能应用到文学上去。即使能应用到文学上去，所讨论的也只是文学上最不重要的一部分——美。’还有比这更明白地袒露作者对于美学，甚至对于图画和音乐的绝对的愚昧的吗？而他竟不知天高地厚地根据这几句话写成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这可真有些疾言厉色了，而这也是由于他的忧虑，他慨叹：“但是在这一切都在萌芽的国度里，有多少读者能分辨得出来？”除了他，还有谁能这样写？就是这个梁宗岱，还是这个梁宗岱。
怎样克服这种恶劣的倾向？怎样从这个文坛的极大的危机中突围？满怀忧虑的梁先生倡议：“应该努力建立一种绝对‘无私’的态度。”“对于作品的评价，对于事理之是非，要完全撇开个人感情上的爱恶，而当作一种客观的事实或现象看待。”他希望中国知识界能够有一种新的风气，像他曾经目睹的法国学术界“第一流人物”那样，虽然“平常是极礼让的”，在为了一个问题而热烈地辩论时，“却你一枪，我一剑，一点也不让步，因为他们心目中只有他们所讨论的观念，只有真理。而当对方的理由证实是充足的时候，另一方面是毫不踌躇地承认和同意的”。他说他“羡慕他们的认真”，“更羡慕他们的自由与超脱”。这样，很自然地使他忧虑地就是：“回头看看我们知识阶级的聚会，言及义的有多少？言及义而能对他的主张，他的议论负责的又有多少？除了‘今天天气哈哈哈’，除了虚伪的应酬与恭维，你就只听见说长道短了。”梁先生认为，所以这样，“我想不外两个理由，一个是恐怕自己的意见或认识经不起严重的讨论，一个是大家把意见看得太私有了，太关切了，这样短兵相接是会丢脸，会伤感情的。”接着梁先生举了个对今天的我们并不陌生的例：“三四年前，我们学术界一位名流著了一部什么史纲，给中大一位史学教授指出许多谬误，这名流竟公然主张把那位教授解聘便是一个极端的例。”梁先生称之为“亲亲仇仇主义”，“因为把学术或意见看得太私有”，“大凡是自己朋友的都是好的对的，是自己仇敌或非自己朋友的都是坏的错的——至少是坏的和错的机会多。自己的作品因不容人家批评和指摘，就是朋友的也不容人家批评和指摘。这种态度有时可以出自极高贵的情操：一种对于友谊的热烈信仰，但大多数却是互相标榜以互相利用，连带地便是对于另一方的互相攻击以互相打倒。但是无论动机纯正也好，卑下也好，其为阻止开诚布公的批评的发展，助长一种虚伪与敷衍的风气则一。这种风气的逻辑的结果，便是当面恭维你，转过背，却在嘲笑或痛骂你了。写在纸上这种行为似乎卑鄙不足道，但在现实里恐怕比我们所想象的多了不知多少倍。”
我的抄书应该结束了。梁先生这两篇文章50多年后的今天，让我们读起来居然就像刚才写下来的一样，不但切中当年的时弊，也切中今日时弊，难道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坛竟一点长进也没有，某些方面某种性质上比当年还更酷烈，更惨，更叫人不忍心凝视。两篇文章，在我来说全是金玉良言，字字珠玑，只想让更鑫的同好读到，一起来思索。
梁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这份遣产对我们是极为珍贵的，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珍贵结合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将这种精神运用到对应现实提出的问题，愈能显出其珍贵。例如，梁先生关注的滥用名词，论理不严密，举例不恰当等弊病。在当时，考虑受批评者的承受能力，尽量用像“微之又微”、“小疵”、“枝节”这些平和舒缓口气。在今天，对比与之相较更严重十倍、百倍的弊病，却几乎成为真正的微小不足道的了。今天，我们常会见到的弊病，岂止是由于疏忽，苟且，误解等等治学方法上的不成熟不规范，已经简直习以为常，在某些场合，某些人那里，已经成为时尚，人们见怪不怪了。梁先生所指出的当时三种滥用不懂或不太懂的名词的动机，或点定难表的概念，借它的声色增加光彩，以及“最下的”炫耀博学多闻。时下景况已经远远不是这样的了，有的作者往往并没有什么难表的概念，只有无思想或“反思想”。增加声色的办法，已超出文字之外，乐于运用的是“炒作”，是“关系网”；乐于炫耀的已不是学识，而是与学识无关的各种本领。如果梁先生哪一天突然回到人世间，他会惊讶：我们这个文坛怎样了？几十年不算太短也不能说很长，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科学、文学、艺术是需要一个适宜于而不是与之相反的文化环境的。我们所经历的两个时期，对文化发展乃至文明进步的影响显而易见。对某些人来说，计划经济时期权力挂帅，市场经济时期是金钱挂帅，他们所能接受的只有机会主义，犬儒主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被远远排挤出去。不了解评论的对象，连其著作都没有读过，都在写，都要写，也就写了。都按照权威者的说法写，不想说也得说不是自己的话；权威者的言论只许重复，都在重复，也只好跟着重复，对有些人，哪里还有理论？还有科学？文学艺术等同于商业广告或加上点修饰的训词，也就不必要有文学艺术的起码的要求了。
有人说，物极必反，拨乱反正，矫枉必须过正。“三信”危机，出现失落感，幻灭感不奇怪，人总得找到个什么来填充空白，市场经济时代，观念不改变不行，于是市侩主义盛行，学术领域不例外，知识分子不例外，有些人甚至表现得更地道，更先锋。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风行一时。善于观察风气变化的有识之士活跃在既像文坛又像政坛，既是文坛又是商场的舞台上，制造荒谬的热门话题，搬弄早已被历史唾弃的偶像的所谓名言，一心一意追求的只有名和利，对于他们，名就是利，利离不了名。梁先生痛心疾首指出的当年那种“亲亲仇仇主义”在他们已变成“亲名利仇正义主义”，为名利可不择手段，当年那种“互相标榜以互相利用”，“互相攻讦以互相打倒”一般还局限在文学活动范围，而今已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了。因此，要求这些人不“浮夸，好炫耀，强不知为知，和发议论不负责任”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