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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接受异教的人。但这首赞美诗，写的却是人类共有的品质和情感。在那一瞬间，我自己过去的那些世界观，几乎被深深动摇，我几乎突破了一个原本儒教徒仅仅关注自己生活环境的狭隘界限。虽然后来情绪又渐渐平稳，但，我却获得了写作这本书的根本情绪。
这样，我在和历史人物交流，在审视的同时，开始学会谅解和宽容。我不再愤怒，我拥有悲悯。我一遍一遍地抑制自己，希望自己的写作客观、深刻起来。
1995年，我作为一个客居在北京的青年，住在北京巴沟村的一间租来的小屋。那时我阅读着表面尖锐实则绝望到温厚的鲁迅。他也不断地在告诉我：
……宽恕这些。
2001年8月9日到12月20日，未成稿
2002年8月9日到12月16日，第二稿
2003年2月17日到3月11日，第三稿
我的蓝衣社
丁三
我是在通俗文学的熏陶里长大的。小时候读《故事会》、《今古传奇》、《童话大王》，略大一点，是金庸先生的小说。以《笑傲江湖》为例，15年里，我前后读了几十遍。它不仅一次次让我接触着汉语的优美，起承转合的严谨，人物形象的鲜明单纯，而且影响了我的个性和情趣。
《蓝衣社碎片》也起于通俗文学。它从潜伏在我心里长达十几年的，我老家渔村的一些旧事、传说开始。正如所有乡下孩子都喜欢“聚义”故事、秘密组织一样，“口头文学”是这本书的酵池。
然而仅仅有传说是不够的。在我27岁的那个夏天，因为一些特殊的机缘，我知道它不仅是“传说”，更是一段动人心魄的历史，是“真实”。特别重要的是，浮动在这段历史里的一群青年，我有着恍若隔世的亲切。在长达18个月的写作时间里，不断出现在我脑海的，是这些亲切的名字。
我过去的十年是凄苦而暗淡的。所结交的第一个难忘的朋友，是一个叫“小卓”的人，他比我小两岁。历史上的福建，是个没有多少田土、收成的贫瘠之地，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吃番薯长大，但奇怪的是，这里的汉语气息，却是古典的、温和的、优美的。小卓就是我的第一个“文友”。
“文友”是自己冠以的名词。当时我在福建省图书馆自学，贫寒的状况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他在离福州大约100多里的一个小县城读书，每周也只有10元钱的生活费。两个十几岁的孩子都无比困苦，但他还坚持写诗。
我们大约每半个月见一次面，大多是我去那个县城。到达县城，往往是傍晚时分，夕阳斜斜地照进他与人合租的那间小屋，墙角都是啤酒瓶子。都是好酒的人，我们有时赊账，有时借钱，总能张罗出足够的啤酒。
印象里的小卓，总是紧紧地抿着嘴唇，倾听我谈一篇篇时兴的小说。我们处在讲时髦的年龄，“先锋”、“新写实”乃至“寻根”都让我们心动。然而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我上北京去了，小卓也从军。
我们从此很少联系了，我也不再谈文学了。当生意人、“发财”，是我此后许多年的主要向往。文字是那么脆弱的东西，它不能影响生活的任何一个局部。这时，在北京，我认识了老苗。
老苗是我的兄长，至今都是我最敬重的朋友。然而，当时我们的交往是很格格不入的。我身上有深重的流民气息，经常借钱不还。即使在那样的境况下，对许多发了小财或小有功名者，我都时常抱以自欺欺人的蔑视。但老苗却严谨务实，重信然诺，并且对许多事物的看法都深入宏大。
就是在这样的对立里，我们的交往和友谊居然维系至今，长达十几年之久。这是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自然，毋庸讳言，他的亲切和宽容风格，在一点一滴地影响和改变着我。
在北京当流民几年后，我回到福州，开始了商业生活。与我一起做事的，先后有十几个青年。这时我开始尖锐暴戾。但那些出身苦寒的人，却无一例外地让着我。我的第一个伙伴文良兵，我一度的秘书大王，我最主要的伙伴小迟更是如此。
我们一同在凄苦里做着发财梦，度过了几个最冷的冬天。我们几次险些真要发财了，但最后总是失之交臂。一个有深重流民风格的人领着一群诚实刻苦的人做事，其大抵的下场就是这样。
做了四年多的生意后，我仍然一事无成。2001年3月，再一次到北京时，我终于心灰意懒地承认，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回去后我解散了公司。几个月后，当我打算开始写《蓝衣社》时，我的这些朋友，他们的性情、风格、人品乃至形貌，也使我加深了对《蓝衣社》一个个主要人物的理解。
我从他们（包括我自己）身上看到了腾杰、贺衷寒、康泽、刘健群，也看到了戴笠、桂永清等人。如果说过往的时间和历史可以湮灭，那么，一个个青年共同的、相似的形貌和命运，却是恒久的。从历史里我们能看到自己，反过来也是这样。
因此，《蓝衣社》是写给向往过大时代、大成就的青年的。
在《蓝衣社》行将出版的前夕，感谢我的恩师王金石先生。15年来，他一直激发着我对汉语的热爱，并关心我的前途。感谢我的未婚妻程铭，她一直陪伴我度过写作的18个月，并照料我的生活。最后，特别感谢我的责任编辑周昌义先生，在我把未成稿投给他9天以后，他就打来了热情洋溢的电话，使我决心把它写下去。此后一年多的写作和修改，在很深的层次上更可以说，这本书其实是我和他“共同创作”的结果。
2003年3月22日下午于福州
艺术家韩起祥
贾平凹
贾平凹，一九五二年古历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
出版的主要作品：《商州初录》、《浮躁》、《废都》等。曾获得全国文学奖三次，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和法国费米那文学奖。
从榆林北的横山来到了延安，韩起祥就一直在延河桥头说书。那时的延河桥虽然还是一座木桥，冬天里铺架着，夏季长长的日子里却抽了木板放在小学校的土墩上当课桌，但那儿有一片空场子，有一个河神庙，来往的人多，三六九日又逢着集会。
那个早晨，太阳还暖和，韩起祥就坐在庙门口，他穿得臃臃肿肿，小腿上系着竹板儿，睁着一双瞎眼，拨怀里的三弦。手的拨动和腿的闪动配合着，丝竹一齐价响，嘴里却含混不清地发着肉声，像噙着了一颗核桃。韩起祥的声音原本洪亮，吐字也干脆，他的含混是在招惹行人，这如戏开演前的吵台。“铮铮铮铮，铮铮铮，铮铮铮铮铮铮”，节奏愈来愈激越，脚腿有力地踏动，一会儿就尘土飞扬，眉毛胡子都变灰变粗了。一群人遂立定了步看他，有挑担的，有背了筐的，有的赶着羊和驴。羊在主人的胯下温顺安静，驴却掀开厚厚的嘴，在寒气里长声嘶鸣。
韩起祥也扬着脸看着人群，但瞎眼永远看见的是黑暗，他就被完全陶醉在自己的音乐里了，眼皮眨得飞快，像鸡要产蛋时的屁眼儿。人们担心的是那鼻尖下吊着的一颗清涕，亮晶晶的，就要掉下去，却到底没有掉，大家就松了一口气。
“瞎子瞎子，你弹得好！”
韩起祥听见了叫好声，仍浸淫在音响里不能出来，腿是不动了，竹板安息，手指头还又拨了一下三弦，铮泠泠将一把豆子撒在盘中了，才收住，便仄了耳朵听瓷碗的响声。韩起祥的耳朵非常灵，从碗的声响里逮听出有人丢进去是一枚铜子还是一颗小石子，或者是一张面值多少的纸钞。遗憾的是瓷碗里细微的声音是一只苍蝇起飞的响动。
“瞎子，瞎子，”有人又在叫他，“你是真瞎子还是假瞎子？”
“我是说书的。”
在陕北，说书是盲人的专利，明眼人是不能抢残疾人的饭碗的。韩起祥要证明着自己的正统，把眼皮掰开来，红的眼圈里是一颗白的眼珠，他听见有人说：哟，像煮熟的鱼眼！韩起祥就笑了笑，从怀里取出个油乎乎的硬纸本儿，放在了脚前的地上，说：“我是白云山赛书会上的状元。”
白云山有陕北最大的道观，十年前曾有过千人赛书会。
“莫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