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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衷寒的父亲是乡间颇有影响的大绅士（另一说其父“务农兼商”、属小康之家，见《贺君山先生逝世周年特辑》），因此6岁便延师读塾。他聪明好学，《四书》《五经》过目成诵，乡里传为佳话。在岳阳楼下成长的生活，使他从小习惯于精美、隽永的汉字，以及士大夫“先天下忧”的情结。考入中学后，他开始展现国文才能，每次作文均由老师批示“传观”。
在中学期间，他阅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为“饮冰怀霜”的情怀打动，思想渐渐激进。1920年秋，20岁的贺衷寒由于能说善辩，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被在校学生选为代表，领导学校的“五四”运动。不久后由于向往苏俄运动，他被准许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但使他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的，是1921年秋天他在苏联目睹的事实。这一年他到苏联留学，并和张国焘等一同出席共产国际青年团代表会议，前后共7个月。当火车从西伯利亚铁道沿线车站一路驶过时，他看到许多俄国男女讨乞食物，得到一针一线也跪地叩谢；而且一路都是乞丐、娼妓、小偷……他人道主义的思绪被唤醒，悲惨的现实使他认为，中国革命不应采用苏俄的方式来进行。
1922年自苏联回国后，贺衷寒创办“平民通讯社”，批评时政。当时，湖南第一纺纱厂曾因两名工人被杀发生工潮，贺衷寒以极大义愤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一文，替死者鸣冤，被军阀政府逮捕3个多月。在狱中，他受尽折磨，几乎命丧囹圄。
出狱后，他父亲要他在家乡教书，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但那个年轻的心灵，活泼泼地，怎么可以呆在见不到大风潮的乡村社会？他又返回长沙，从事新闻事业，因文笔犀利、不畏强权，在社会上引起敬重。
次年春，贺衷寒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立即与原旅鄂中学同班同学蒋伏生结伴南下。
他们由汉口到上海，即买当日由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票。不料，当他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船已起锚开往海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船，幸被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上轮后，得知青年名叫胡宗南，也去广州投考黄埔。两人于是相识，意志相投，后来便情同手足。
他们联名面见主考官廖仲恺、传扬出“文贺武胡”的事迹，已经成为黄埔佳话并广为流传。但贺衷寒的“文”名，不仅来自文章，更来自他在校期间所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黄埔时期，为对抗他深深厌倦的共产主义思潮的威胁，他和一些坚定的共产主义青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共产党学生已控制了在广州的军人联合会。于是，贺衷寒就另起炉灶，短短一年内，他将学会发展成拥有几千名成员的大社团，以抗衡共产党人。
他经历过“士大夫”阶段、共产党人阶段、极右翼的国民党员阶段。他几乎就是那个动荡时代的活化石。
1929年，贺衷寒被选派到日本明治大学留学，他全面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在日本，他看到了一个军国的、法西斯的日本渐渐崛起的过程。到腾杰组建力行社的日子，他从日本回来仅仅半年。通过腾杰，他从日本所找寻到的一个“复兴国家”的途径，在那时只有区区40人的力行社，获得了干部基础。而接下去，在他自己出任蓝衣社书记后，他还要开始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的探求。
这时，那个在洞庭湖边吟风弄月的少年，那个在长沙激扬文字的青年，他自己曾参与缔造的黄埔精神，以及在二郎庙、八宝街的清新回忆……所有这些，他生命中重要的、美好的阅历，都渐渐地、然而永远地离去了。贺衷寒，是那时黄埔、中国最早注意到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人之一。他的手上已经满是大别山的鲜血，同时，他还要为他的中华民国，铸就铁，继续地索取血。
这就是无情的、悲剧的时代与人生。
无情的、悲剧的时代和人生，又何止表现在贺衷寒一个人身上？这时，聚集在贺衷寒身边的那些黄埔众生，那些都有过意气风发青春年月的力行社发起人，即使是个人品质上最不受质疑的腾杰、陈启坤、周复、桂永清……他们又何尝不都是如此？他们都试图以城市、“精英”为基础，缔造一个事实上的农奴社会。他们一面以“复兴”、廉洁为口号，另一面却以中世纪的编组保甲、五家连坐、监视社会、屠杀壮丁为手段，去巩固他们的政治。
在他出任蓝衣社书记仅仅十天以后，一个影响世界的事件就在欧洲发生了。是贺衷寒的“湖南性格”连同这个事件，牵引着蓝衣社走上了它的不归路。
第九章复兴狂飙
1
1933年1月30日的阴沉午后，在遥远的欧洲，希特勒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从总统府出来后，他回到他的“战友”中间，眼里满是泪水，一句话都不说。
当天晚上，数以十万计的冲锋队员点着火把、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歌曲，整齐地行进在柏林。他们的高统靴在街道上踩出整齐的“橐”、“橐”声，整个夜晚，柏林都充满了一种纳粹的气息。在一家旅馆的窗户边，面对他狂热的党徒，希特勒一会致以纳粹敬礼，一会擦去脸上的泪。
据说，德国年迈的总统兴登堡元帅，在这一夜也认为“那个下士唤醒了德国精神”。
“那个下士”唤醒的又何止是德国精神？这一天，蓝衣社首脑之一、驻柏林的中国使馆武官丰悌也站在一扇窗户边。他的身边站立他以前的教官赫尔曼·克瑞伯。
克瑞伯中校是前魏玛德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团长。他是一个优秀的战术教官，但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就是狂热的纳粹党人。20年代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时，克瑞伯站在希特勒的身边，并在危急时刻保护过“元首”。随后，他和希特勒一同被囚禁，并亲耳聆听希特勒口述《我的奋斗》。
早在1932年5月的南京时期，克瑞伯就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谈到了刚刚形成的蓝衣社对纳粹党的向往：
“……蒋介石阁下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希望得到……我们党组织的完整资料……我们党怎样成功地推行如此严格的纪律？如何采取严厉手段对付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成功？他……要有关全党的资料。”
就是因为这个向往，丰悌才被任命为驻德使馆武官。此后，蓝衣社还每半年派遣几名成员组成“赴德考察团”，以借鉴纳粹党。
这一夜，当浩大的冲锋队从他们眼皮底下通过时，丰悌一脸的羡慕、热切。他再次敦促这个希特勒的朋友、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父”，给明瓦廊以纳粹“全党的资料”。
克瑞伯却调皮地说：“……全党的资料？你们还需要吗？我们党的全部秘密都在元首的身上，在戈培尔博士、罗姆先生、希姆莱先生，以及我们‘北方领袖’施特拉塞的身上。”
这年春天，在给南京的一封信里，丰悌写到了这个对话。不久，它就成为明瓦廊津津乐道的口头禅。一年多以后，邓文仪还一脸谦虚地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才够格，我是甘拜下风。但戈培尔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做的……”
被公认的“蓝衣社戈培尔”，却是康泽。
1932年5月，因为误把易德明的“办公电话”告诉给另一个蓝衣社成员，康泽受到“弹劾”，失去了革青会书记一职。把该职移交给任觉五后，他专注于宣传处。
由此，他开始了一项新生的、朝阳般的事业，那就是为明瓦廊构建一个民国最庞大、最无所不在的宣传系统。到1933年春天，康泽的宣传处控制了民国区区数百份报纸中的100余份。短短一年内，其声势就超过了CC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蓝衣社必然地土崩瓦解之前，他们要利用这个庞大的网络，让形形色色的思潮，来自西方的“不适合中国”的自由主义、原本式微的“实业救国”思潮，“封建”的新儒家主义、乡村民粹派运动等等，都土崩瓦解。
康泽之后，渐渐引人注目的，是“希姆莱”戴笠。
成年后性情大改的戴笠，在“四大金刚”中年龄最长，而资历最浅。这是一个性格改变命运的范例，加入蓝衣社之前，他常年“自费”在北方各地搜集军阀的情报，没有领取到一毛钱的活动经费，连黄包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