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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出山第一刀”，第三科对杨庆山不过是迫其辞职、同时略加惩处。区区五万元“罚金”不足杨庆山历年敛积的半成，不过九牛一毛。至于“退休”一说，更会助长贪官墨吏不伤筋骨、全身而退的侥幸心态。它缺少雷厉风行的气势，杀一儆百的效果。
但这个多少让人失望的“权宜之计”，是一个持重之举，也是接下去一系列大手笔的关键。“乱世用重典”是大方针，大路线，但对社会疲惫、羸弱已极的武汉，一开始就滥用治世猛药，却可能使整个城市陷于混乱崩溃。
此外，还有一些更重大深远的背景。
史料记载：1932年，随着蒋介石的“二次复出”，实现统一已成为南京政权、蓝衣社的第一热望和重要国策。当年，蓝衣社干事会制定了“稳定山东、瓦解两广、安抚华北、联系西南”的削藩十六字方针。
两湖地区是南京与两广、华北、西南的缓冲地带，两湖的稳定，是实现逐省削藩的前提。是时，两湖军阀与南京方面的关系极为微妙。因此，不引发军阀激变，不“有碍大局”，成为“廉政风暴”的前提。
史料记载：在三省“剿匪”胜券在握之际，平定江西，并建立新兵种、引进新武器，已成为国防建设的要务。东南区域财源将竭，开拓两湖、华中财源，充实国库，已成为重大的政治需要。
杨庆山案覆盖数省、牵连成百上千的官员，这使邓文仪只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推进官场、社会的整饬。反过来，这也能使他手握巨大筹码，在博弈中为南京政府控制烟土、烟花税、贸易税费等财源。
于是，在溢于言表的愤慨，“不杀此贼、汉无宁日”的说法后，27岁的邓文仪和29岁的邱开基，以超乎年龄的眼光和手腕，使反腐和“削藩”、“开源”两大国策紧密相联。
确保国策的同时，第三科“釜底抽薪”。刚刚逼迫杨庆山辞职，第三科就一举摧毁了杨庆山的湖北堂口。码头、纺织两工会的理事长刘海清被吸收为革青会成员。人数达四五千的堂口，被改组为革青会的“掩护机关”——“忠义救国会”武汉分会，并开始协助禁烟、反走私、情报搜集等工作。
正担任安庆警备司令的桂永清，同月也率领他装备精良的警卫营，一举摧毁了杨庆山的安庆势力。由2000余名码头工人组成的安庆“九华山”堂口，被改组为“忠义救国会”安庆分会。
3
如果说，“出山第一刀”多少还妥协、隐晦、只是“釜底抽薪”的话，那么，“第二刀”则引人注目得多。对于得罪了大半武汉居民、社会公愤极大的警察局侦缉队，邓文仪、邱开基要以他们的人头，来向400万武汉人表明蓝衣社、南京政府的反腐决心。
逮捕、审判、枪决侦缉队大小队长的动作，几乎一气呵成。摧毁杨庆山湖北堂口的前夕，汉口警察局令人敬畏的白底黑字的招牌下，忽然多了一群穿便衣的人。
低低的礼帽，深色的衣裤，干净利索的装束，森严的目光，一切都如同后来的“特务”印象。但那些苦挣苦扎、赚几块铜板以养家口的汉口芸芸众生，此时却一点都没有觉察到空气里的那种反常味道。人力车、小摊贩依旧川流不息地从这里经过。
正午的阳光渐渐大了起来，然后开始西斜。在警察局对过的一个茶楼里，一个黑瘦、矮小的头目模样的青年，正不时看表。阳光射在他的脸上，这个面孔，对于大多数的汉口人来说，还是陌生的。他就是蓝衣社干事、第三科副科长邱开基。
邱开基，云南人。他出生在与缅甸相邻的景东县，在热带丛林中长大。几十年后，他简要地自述了身世，“生于民前八年，父兆南，前清举人，革命后犹效忠清室，拒不出仕，为县内士绅殷商……有兄弟七人，排行第五”。
荒蛮的丛林与富足的家境，使邱开基的血液里流淌着敢作敢当、粗犷热烈的天性。21岁，他行将毕业于云南省立中学的前夕，“有毕业学生十余人，无故遭讲武堂学生集众殴打”，别的学生不是四散而逃，就是呻吟号叫，但邱开基却独身反抗，结果“几乎丧命”。
斗殴事件使邱开基毕生痛恨军阀、兵痞，乃愤然从军。次年，他考入黄埔二期，与邓文仪相交为友。
在发起、组建力行社的日子里，邱开基是一个既不显眼、也不落后的“骨干”式人物。因为掌握特工机要，又是云南人，在“联系西南”成为削藩国策的组成部分之际，他因缘际会，经蒋介石“钦点”成为蓝衣社的第九名干事。然后，因为他的个性、职务，他以“先锋官”的角色进入了“廉政风暴”的大戏。
在汉口警察局的大门口，邱开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一挥手，一部顶着墨绿色篷布的军车，从附近街道的拐角开了过来。隐约间，可以看见篷布下面露出来的，是一挺轻机枪的暗蓝色枪口。
他布置四名特工监视门口的岗哨。然后带领二三十名特工，拥入汉口警察局的会议室。
立刻，三个侦缉大队长、十余名分队长，稀里糊涂被下了枪械。当夜，他们被扣押在一处静谧、偏僻的旅社里。短短几天后，审问结束，七名罪大恶极、手上有人命的警察头目被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并抄没全部财产；其他人或被判处有期徒刑、抄没大部分财产，或被撤职和处以罚金。
就是架设机关枪的那部军车，将7个死囚押赴到武汉郊外的一个秘密刑场。刚刚升起的夏日朝阳，殷殷的碧草，使清晨武汉透出几分凉意。一群便衣特工扇形铺开，严密警戒刑场。执行枪决的是一群宪兵。
那些临死前或丑态百出、或多少开始忏悔的迷蒙目光，铺张出的，却是一个渐渐清朗的武汉的天空。虽然审判、处死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少数几个预闻此事的武汉官员知道。但昔日趾高气扬的警察头目们的被捕、失踪、撤职，依旧迅速地引发了许多普通警员的关注。一些人悄悄地收敛了，“公平买卖”的现象出现了。
而后，神秘的“第三科”连同大快人心的“人头落地”，各种小道消息在市井里不胫而走，越传越远，越传越神秘。
正是众多市民纷纷猜测“下一个落地的人头”究竟是谁时，邓文仪、邱开基开始了他们造福于大部分武汉市民的“第三刀”。那就是针对普通警员的重组整顿。
“各级队长撤职，稽查重加训练”，是针对失去了杨庆山的稽查处；而“严厉整顿警员，务使习气根绝”，则针对已被震慑住了的侦缉队。1932年8月，一个规模浩大的“警察集训班”在武汉开班了。
学者张义夫、郭寿华，特务王新衡等特训专家，带领第三科的几个工作小组，开始整训这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警察队伍。第三科人员组成的纠察队，把守在集训班的大门口。冷冰冰的机枪，严厉地对准每一个头颅、每一个躯体。那些过去的帮会成员、市井地痞，眼睛一下子变得怯生。
课程开设、政治宣讲、军事训练、侦探技能讲授，以及生活起居，一切都被精心地制造出一种热腾、鲜活、严格、有力的氛围。每周上街一次，采买日用品、“放风”、探视家属，但只允许一个小时。到点熄灯，准时起床，检查听课笔记，鼓励检举揭发。
发现偷偷吸食鸦片者枪毙，发现溜号嫖娼者枪毙，集训期间参与或预闻走私而不举报者枪毙；“放风”时间乘机敲诈商铺者判刑，聚众滋事斗殴者判刑，与原堂口、黑帮牵扯关系者判刑；点名迟到者禁闭，顶撞教官与纠察队员者禁闭，内务不整者禁闭，浪费粮食者禁闭……
大部分受训人员都战战兢兢，生怕成了倒霉的出头椽子。几天后，几千名警察被集体剃了光头，穿着严严实实的警服，由教官挥舞警棍，驱赶着奔跑在武汉盛夏的烈日中。一段时间，这成为武汉市民津津乐道的饭余话题。而第一次军事集训，平素生活糜烂放荡的警察，中暑、昏厥者就将近五分之一。
一个多月的封闭式整顿后，稽查处与侦缉处被认为“面貌焕然一新，组织、内务、技能均为之一变”。一个似乎已经无可救药藏污纳垢的队伍，摇身而为一支纪律整肃、行动有力的准军事团队。
但是，还不够。这样的一只野狗，被圈养时驯服，一旦放回街市执行任务，过去的阅历、习惯、作风、社会联系，极容易死灰复燃。
邓文仪推出更加有力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