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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碎片．．．．．．．．．．．．．．．．．．．．．．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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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碎片
丁 三
关于《蓝衣社碎片》
《当代》编辑部
一年多来，编辑部都在疑惑，让我们热血沸腾而又荡气回肠的《蓝衣社碎片》，真的是一个毛头小伙儿的处女之作？这个真名林晓寒、笔名丁三的作者，真的年不满三十？
一年多以前，《当代》接到一个陌生读者的电话，自荐习作《蓝衣社碎片》。接电话的编辑心想：蓝衣社，反动组织，既“历史”又敏感，作者又名不见经传，很难想象。但编辑依然回答说，放心寄来，一定会有编辑阅读。编辑接着又回答说，不管哪位编辑，都会认真阅读并有回话。
编辑回答的是套话，也是实话，认真阅读所有来稿，是《当代》的习惯。就因为这个习惯，《当代》才能不断发现新作新人，《尘埃落定》、《沧浪之水》、《蒙面之城》等经典长篇才没有与《当代》失之交臂。也因为这个习惯，《当代》才没有与《蓝衣社碎片》失之交臂。
然后是编辑部传阅，然后会诊，然后通过长途电话和作者切磋，然后由作者熬夜修改。然后再传阅再会诊再切磋再修改。循环往复，已不知几次。常听人感叹作家浮躁，编辑也浮躁，所以文坛少了精品。其实，不浮躁的作家和编辑还是有的，比方邓贤一部新作，两年以来，无数次推倒重写，循环往复不下十轮，《当代》编辑都看麻木了，邓贤依旧在潜心修改。又比方陈桂棣一部关注农民困境的新作，三年前就已经成稿，时至今日，仍然在征求意见，精心打磨。
正因为如此，似乎已经面临穷途末路大厦将倾的报告文学，仍然有三两根大柱顽强地支撑着。而《蓝衣社碎片》的出世，或许能给人们带来些许希望？
然而，尽管才华横溢，尽管呕心沥血，《蓝衣社碎片》的作者毕竟年不满三十，又无创作经验，地道的初出茅庐处女作，稚嫩之处难免。更因为编辑能力所限，未必能够帮助作者完全准确把握那段遥远的风云历史和那些敏感的风云人物，疏忽甚至谬误更是难免。所以，作者和《当代》都真诚地期待读者的批评，哪怕是严厉批评，都是爱护和帮助，都有利于稚嫩的作家和编辑的成长。
谨表谢意。
丁三，1974年4月2日生，福建人。本姓林，母亲姓丁排行第三，所以有此笔名。少年时曾因家贫辍学，是过流民和小商人，爱酒爱热闹。《蓝衣社》为长篇处女作。
第一章复兴社特务
1
在纷纭、浩荡的变革年月中，在一个人独处的读书日子里，总有数不清的情绪和旧事，出现在自己的心间。2001年晚春到来的时候，我和未婚妻，开始了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三月，我们终止了那家小小的、生意一直冷清的公司。结算账目、清理债务、封存历年遗留的商业文件……整整忙乱了近半个月。当办公室一片狼藉后，我不无苦涩地对未婚妻说，我们要过“一对住在城里的乡下人”的日子了。
到这时，我们几乎都毫无积蓄。而“城里人”的日子非常具体，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要钱。“当乡下人”，对以后的日子，我们只能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的计划。
四月，我们开始租住在一套有五个房间的公寓里。这是一处修建于八十年代初的灰色宅子，已经略显旧败。交付了押金和租金，领到房门钥匙后，琐碎的日子就开始了。
同时，平静的，读书喝茶下棋聊天的日子也开始了。我们不接待客人，不写信，不看电视，每个晚上都散步，采购大量的书籍。读书之外，每晚必定下三盘象棋。我们还从储藏间里找到了一套旧茶具，然后沿着一条大街的茶庄，精心地挑选着茶叶。惟一不让人满意的，就是她每晚都要无数次地赖棋。
虽然是八十年代的房子，但这里的采光很好。我在灰色阳台上晒着太阳，同时读书。这些日子，每两天我就能读完一本书。
这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时光之一。但这种悠闲很快就结束了。我们面对的毕竟是几个月没有一点收入的日子。不久后，为节省房租，我们搬到了一个只有三间小房的小公寓。这里没有空调，社区里也没有书店、茶馆、朋友，附近没有大学。换而言之，我们所习惯的夏天在这里一点都看不到。
买书、读书，却仍然坚持着。
我们和纷纭的外界隔绝着。但在我自己心里的情绪和往事，却不断被激发。读书喝茶之外，我还在讲述。倾听我讲述的只有未婚妻。事实上2001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在对她讲述福建沿海一个小小的村庄。那个村庄就是我的出生之地。
当故乡的所有记忆都被唤醒以后，我必然讲到村庄里毛笔字写得最好、惟一上过省城大学堂的老人。他叫王天容，是村庄里惟一的地主，和原来“军统局”的特务。
许多年来，我一直淡忘了这个人，但事实上，我对他并不陌生。对一个原来的地主、“特务”，乡村总有很多“村史野话”，我就在这些闲话里长大。此外，我在村庄度过自己的幼年时，也每天清晨都看见他佝偻着身子，走过几步小街到我叔父的豆腐作坊来买豆浆。
他和我祖父年龄相当，出生在1915年前后。到我记事时，他已经年近古稀了。我恍惚记得，他的身体异常瘦小，腰弯得像一只大虾，头发一直是全白的。这又是一个非常整洁的老人，春秋两季总是穿一身浅色的乡下休闲服。我十几岁时，父亲还对我谈起过他。父亲告诉我，他是乌石山师范学校毕业的，那是福建最早也最著名的近代化学堂之一，几十年间，全县被该校录取的人数只有十三人。
王天容在二十三四岁时，就回到了我们村庄所在的小镇，从此，他教书、为人写对联、当校长，是受人尊敬的“天容先生”。他还经常搭乘一条乌篷船到省城，开会，买书，或者和一些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等谈一些“国事”。土改划成分之前，他家的年收田租是250担稻谷，这是凋敝乡村很大的一笔财产。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地主。
但他也是乡间公认的一个“好人”。据说他从不逼交田租，有时还救助佃农。他的后半生，田土房屋被瓜分一空，却更加安分守己，处处息事宁人。他犹如一颗乡下的草籽，短暂地被风吹到城里，又被吹回，并终老于故土。
这样一个和善的“先生”，会是令人憎恨的特务吗？
于是，这天晚上，我拨通了几个电话，询问一些相关情况。
第一个电话给我的一个堂叔公。他长期是我们的村长，但落选成普通村民后，对许多事物都很有牢骚。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从此非常热心地修续族谱，重修祠堂。他对村庄的各种掌故很熟悉。他先是奇怪于我这个电话。因为，那个村上惟一的地主，最早的近代化先生，已经在大约十年前去世了。这样一个每个人都想大发其财的年代，谁会对那样的老古董感兴趣呢？
可能是高兴于我问候了他的原因，堂叔公耐心地告诉我，“文革”时他是民兵连长，曾无数次问讯批斗过王天容。王天容自己也交代过，他是军统局的人。他是在1935年夏天加入这个特务组织的。因此，对他的“结论”不会错。
堂叔公说话的口吻还是村长的。我知道他是一个说话负责的人，我不怀疑他的话。但更大的疑问却在这里产生了。
凭借我不多的民国知识，我仍然知道，军统局是国民党的“武汉陪都”时期组建的，时间应该是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