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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探险还是他的。
一家哥本哈根报纸这样写道：“慷慨而大度的库克医生让其初出茅庐的被保护人走完了最后宝贵的几步。
我们对斯特德先生高呼庆祝，但享受首位到达北极点的荣誉的人，还应是库克医生。
”有一阵，看到人们为看我们而开出很高的价目，库克医生非常高兴。
他不顾别人的反对，从《汉普敦》杂志那儿接受了3万美元，将独家刊载权卖给他们，那些人还说有人会出比这高十倍的价钱。
他从演讲组织者弗莱德里克·汤普森那儿拿了25万美元，准备为他演讲250场。
哈勃兄弟出版公司很快也要为书的出版权而出价。
我们在哥本哈根的凤凰酒店住了三个星期。
在雨夜中人群依然聚集在楼下，希望我们能够出现。
我们会时不时地出来，引起一片欢呼声和掌声。
我们呆在相邻的套房里，轮流去窗户边上，一起出现只有一两次，总在人群中掀起最响亮的欢呼声。
“库克，斯特德，库克斯特德。
”他们唱道。
政府官员把我们安置在这家酒店，告诉我们不要担心花费的问题。
我第一想到的就是食物。
我看到酒店的菜单便已经快晕倒了。
如果不是库克医生提醒我，我肯定会撑死的。
他告诉我，我的胃已经萎缩，如果立刻吃较多的东西，我会病倒。
如果再吃比较难消化的食物，我的身体会像吃毒药般地起反应。
无论我们走到哥本哈根什么地方，都有年轻漂亮的姑娘跟着我们。
一次，我们刚从车上下来，一群姑娘便围住我们献花，还和我们拥抱、亲吻。
她们跟着我们的车在街上跑过，边跑边喊：“我们爱你，库克医生，斯特德先生。
”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隔绝人世的生活，刚开始我们还无法适应现在的豪华。
我们在床上没法睡觉，只习惯于躺在床边的地上。
我花了两个星期，才离开地板睡在床垫上面。
我们访问了博恩斯托夫城堡，与丹麦的玛丽公主和到访的希腊公主喝了茶，她们都讲流利的英语，只是略带口音。
我们所作客之处的大多数人都如此。
看起来是多么奇怪，离开文明世界两年半以后，回来时却发现我听不懂当地的语言，好像我们已经离开了很长时间一样。
爱斯基摩语也没像丹麦语一样让我觉得这么不习惯。
我觉得很奇怪，这儿的报纸看来就跟家里的一样，我却一个字都不认识。
看着很熟悉，却都歪斜着，好像我受的磨难已经摧毁了我的认知系统，好像哥本哈根无所不在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丹麦语会退化成英语，街道、建筑物会变成以前的形状，人们也会穿上以前穿的衣服，就像我刚开始看到他们时一样。
我茫然地跟着库克医生，还有我们的主人走在鹅卵石铺就的狭窄街道上。
我们周围的人都讲英语，可周围却都是不知所云的说话声。
有时，我会因为还没恢复过来的疲倦而感到头晕，几乎都站立不住。
我觉得自己还跟在雪橇后面，好像刚刚从一场到北极的梦中醒来。
醒来后却发现，这个世界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已经变了样。
尽管这个世界的人对我们很好，我们却觉得自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
因为我们去过北极，出于某种难于理解的原因，便总会被当做陌生人。
库克医生似乎从没为此烦恼过。
我跟他解释这种奇怪的疏离感时，他只是安慰似地拍拍我的背。
“会过去的。
”他说道。
我猜他这么说，是因为他在早期的探险过后也有类似的感觉。
我们与丹麦王室一同进餐。
介绍之前，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王族里有位8岁的小王子和10岁的小公主，他们也没法驱散我心中的疏离感。
他们把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放在一边，来听我们的事，好像我们的经历要比他们一天的生活更值得讲讲。
这就跟童话一样超出了现实。
两个纽约来的探险家，刚从北极回来，从北冰洋上回来，在这儿与丹麦的国王和王后共进晚餐。
我们在空间上的行程似乎不亚于在时间上的，似乎返回了以前的世纪，那时有城堡、国王、王后、王储、皇家天文学家。
看过的城堡和堡垒我几乎没有印象，只记得那些放着古董的架子，架子本身就是古董。
库克医生是探险的领队，丹麦人给了他很多荣誉。
他在皇家音乐厅接受了弗雷德里克国王授予的丹麦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
我站在他身旁。
奖章刚挂到他脖子上，他便取下来挂到了我的脖子上，听众中爆发出雷鸣般热烈的掌声。
《纽约的探险家》第38章
世界上很多报纸的社论都在怀疑，库克医生到底有没有到达北极点。
丹麦报纸转载了这些社论。
纽约的报纸如《先驱报》一样，有节制地表示了祝贺。
英国的报纸说，看到库克医生的证据之前不会加以判断，要等到相关问题得到回答。
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很快站出来为库克医生说话，有刚从南极洲最南端回来的欧内斯特·谢克尔顿，还有阿道夫斯·华盛顿·格里利，他曾领导过那次不太光彩的“格里利探险”。
“一位绅士探险家的话本身就是足够的‘证据’。
”阿蒙森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库克医生这次的话。
”厄内斯特·斯维尔德鲁普向公众表示，他不会对库克医生和我曾到达过北极点有半点怀疑。
可是，在所谓的“提沃利事件”之后，就只有阿蒙森一人会公开表示支持库克医生和我了。
在提沃利赌场的舞厅里为库克医生和我举办了一次招待会，金色的墙上挂着玫瑰花编成的花环，向我们表示敬意。
庆祝过程中，一个男人轻手轻脚地从大厅后面走到主桌，像传达法律文书般地递给库克医生一张纸。
库克医生看了一眼，递给了我。
纸上写道：“皮尔里称星条旗插到了北极，北极是他的了。
”有人把纸从我手中抢去了。
库克医生的表情突然变得与四周的一切很不协调，与脖子上戴的花环不协调，与白色桌布上摆的雪利酒与香槟酒的酒杯不协调，与举杯庆贺的快乐的丹麦人也不协调。
他像一块融冰制作的雕像，而另一个到达北极的故事摆在面前了。
拿那张纸的人说，皮尔里已经宣布到达北极，他说可以证明自己，而库克医生则不能。
皮尔里和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人暗示，在宣布到达北极这件事上，库克医生不仅是犯了个错，世界很快就会知道他们的意思了。
库克医生两旁的丹麦人一下子心情忧郁地舒口气，似乎长久以来预测要爆发的战争最终终于打响了。
库克医生恢复了常态。
他笑着，举起一杯香槟，让我很吃惊地说道，发现北极是如此一种荣耀，他并不介意与皮尔里分享。
提沃利赌场的事发生后，每天都有新消息。
有人告诉我们，纽约报纸上头版上已经开始挤满了这方面的争论。
我们得知，在我们从北极返回的途中，1908年夏天，皮尔里乘坐罗斯福号离开华盛顿驶往谢立丹角。
据8月中旬的报纸报道，他抵达后不久便遇到憔悴不堪、身患坏血病的鲁道夫·弗兰克。
报纸上说，库克医生曾跟心怀不满与怨恨的弗兰克说过，如果他还要往北走，他要么会死，要么会“毁掉”这次探险。
库克医生跟我保证，他绝没说过那样的话。
报上说，皮尔里碰到他时，弗兰克说他非常高兴能被库克医生送回去，因为他担心北极的冬天很难度过。
弗兰克说，他最后一次看到库克医生时，他身体还不错，正要和斯特德先生、爱斯基摩人还有一组狗向北进发。
库克医生的用意是在靠近北极的时候，让其他人都在身后，自己第一个走上前去。
可库克医生并未按计划于1908年夏返回伊塔。
到那年秋天，库克和皮尔里两支探险队都不知下落了。
根据《先驱报》报道，次年8月，皮尔里从北极返回途中于伊塔碰到了哈里·惠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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