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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出身，骤跻卿贰，我朝祖宗无此法度”，于是降旨“允令还山”。这里的
自相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既然要恪守必须由进士出身的“法度”，又何必煞
有介事地搞什么求贤的征辟大典？可见这只是一种装潢、一种表演，是对尊
贤理想的一种嘲弄。“有道尊贤”是假，无道拒贤才是真。
在庄绍光晋京和返里途中，作者用“背面敷粉”法写出：山东道上响马
劫银、京师城门外老人贫病而死无人收殓、卢信侯无辜遭文字狱牵连，隐约
含蓄地透露出导致贤人在野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哪里像“朝廷有道”
的升平景象？经过这一番不情愿的“社会视察”，庄绍光的去意更决，把官
场的拜往周旋视为苦海，连夜搬到玄武湖，躲到这块钦赐的与世隔绝的世外
桃源里去，一边饮酒，一边读杜少卿写的《诗说》。至此，这位真儒已走到
了儒士与名士的交界线上，难怪他与名士杜少卿互相引为知己。“穷则独善
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世一些士大夫，正是从儒家的这条“独善”之路，
找到了通往道家思想之门，在按照儒学出仕治国平天下而受到挫折的时候，
往往转向道家，以道家的人生哲学作补充，寻求一种解脱。儒和道就这样由
对立走向了互补，相反而又相成。吴敬梓还让庄绍光保持着“处则不失为真
儒”的完整性，只不过走到名士的篱笆跟前就止了步；让道家的思想血液另
流淌到真名士的形象里。
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与仁义相联系的是礼治。孔子将礼说成仁的外在
体现，又把礼乐作为一对互为依存的范畴来倡导。制礼作乐是儒士的本分。
迟衡山体现了儒士的这种原始的基本性能，他是很地道的真儒。当正统儒家
的理想已被假儒高翰林认为只能充当修饰文章的“词藻”、不能“当真”的
时候，迟衡山仍然迂执地以制礼作乐为己任。他不满意“而今读书的朋友，
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
农的事全然不问！”他标举的“礼乐兵农”，是后儒们强化农业文明的模式，
成为《儒林外史》中真儒的政治理想。在以农为本的时代，富国之路主要是
发展农业。如果说“兵农”讲的是富国强兵，那么“礼乐”就是精神文明了，
是传统的政治型文化。迟衡山说，朱元璋“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
全然不曾制礼作乐。”庄绍光朝见时，小说通过皇帝之口，也把“士大夫亦
未见能行礼乐”作为当世的两大不足之一。在礼乐式微之时，迟衡山秉承儒
家的正统，为往圣继绝学。他决计弘扬泰伯精神，他说：
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却并不曾有个专祠。。。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
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助一助
政教。
习学礼乐、成就人才、俾助政教，这是儒家“为国以礼”的礼治思想的正宗，
也体现了儒家内修圣德、外行王道的总思路。
儒家的圣人贤人多得很，何故独独抬出泰伯呢？除了地方性的原因之
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泰伯是西周太王的长子，按嫡长子继承制，他理所
当然地是王位的继承人。当他窥知太王属意于三弟季历之子姬昌（即后来的
周文王）时，便主动与二弟仲雍一道出走逃到今无锡一带的吴地，按当地习
俗断发文身，而把王位让给季历及姬昌。他虽被历代儒家塑造成礼让的楷模，
成为推行礼治的偶像，但他弃冕旒而奔荆蛮的行径，颇有点许由逃箕山那样
古代高人的风貌。看来是这样的贤人更符合吴敬梓的理想。
被旧时评点家称为“书中第一人”的真儒虞博士，他的“儒”味也已不
那么醇正。杜少卿说：“他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
人物”。伯夷是商末孤竹君的长子，相传孤竹君遗命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
孤竹君死后，叔齐逊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两人先后逃到周国，
情事颇类泰伯让袭。柳下惠坚持“直道事人”，不以“三黜”为意，与伯夷
并称“夷惠”，都是古代的高人。陶渊明是晋代著名的田园诗人，他超然事
外，平淡冲和，不把外在的功名富贵，而把内在的人格自足作为人生的追求。
吴敬梓把理想人格虞博士安放在平实的、现世的基础上，以非常平实的
笔调毫不张皇地叙写虞博士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经历，几乎用的都是极简短
的陈述句：“就进了学”，“就娶了亲”，“就去到馆”，“又过了两年”，
“又过了三年”。笔调与人物性情一致，一派顺乎自然的气韵。《庄子·德
充符》说，人自己内心应保持虚静安宁，将“死生存亡，穷达贫富”等看作
是人力所不能左右的必然命运，将它们置诸度外，从而保持知命乐天的安祥
自足。虞博士就近乎是。他坐馆（教书）挣钱养家糊口，没馆坐了，也不慌，
多挣点钱，也不喜。将外在的形而下的东西与内在的形而上的东西、谋生的
职业与寄托理想的事业，分得很清楚。中了进士，别的年岁偏大的人都少报
年纪，只有他写的是实在年庚50 岁，因此而被放了闲官，他也心安理得。尤
资深劝他求人举荐征辟，然后再辞征辟，以显示自己是高人。他回答：求人
举荐已是没品行，等荐了再辞，那么“求他荐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
这叫做甚么？”一秉真淳，光明正大，决不使乖弄巧走歪门邪道。他转让杜
少卿作挣钱的诗文，又坦然地告诉人“我还沾他的光”。他不以科名介怀，
只把科名作为谋生之阶；他不追慕做官，只把做官当作谋生的手段。这已接
近于身虽入仕而心仍隐逸入世而出世的境界。他天怀淡定，自然浑雅，真实
本色。他独立自足，澄怀肃穆，和谐安祥。他努力不为外物所役，而获得在
超脱基础上的精神愉悦，这已经很接近于道家的人生态度了。
他的表侄借住他的房屋，把屋拆了变卖掉，还要来向他要银子租屋住，
他非但不动气，反而再掏银两给表侄租屋。他做监考官，发现秀才作弊，不
但不处罚，反而为之遮掩；考毕，那秀才来道谢，他佯推不认得，说并没有
这事。儒家从“让”德和德化角度赞许这类行径；在道家的人格里也可以涵
盖：外表上“和光同尘”，混混沌沌，内心则清明洒脱，胸襟“澹兮其若海”，
像大海一样宽阔无际，容纳一切细流、一切尘垢，具有高山顶上立的睿智，
洞彻世态而优游人间，只是同流而不下流。
在《儒林外史》的深层对比结构中，吴敬梓褒扬的人物分别从不同的角
度来反照功名富贵场中的狼奔豕突：如果说，庄绍光形象显示要讲究出处之
道，迟衡山形象显示要以制礼作乐为使命，虞博士形象显示要恬淡自守、顺
乎自然，那么，一批真名士形象显示出对功名富贵更加超脱的态度。
（三）
名士产生得很早。《礼记·乐令》：“聘名士，礼贤者。”〔疏〕：“名
士者，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汉代实
行察举制度，由“乡举里选”荐举选拔官吏，标榜以德行为标准，“荐举征
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
“东汉尚名节”条）与之相配合的有所谓“清议”，博得清议的赞许，获得
社会声誉，就是进身的阶梯、做官的捷径，于是好名之风大盛，大批名士应
运而生。“扬名养誉”唯名是求者既多，“纯盗虚名”的假名士也就成为伴
生物而层出不穷。
隋唐以降主要实行科举制度，但察举、荐举、征辟等办法一直相辅而行。
清朝统治者更是兼容并收，例如，清代把汉代的孝廉和贤良方正两科合并为
孝廉方正科，雍正元年（1723 年）诏令各级地方机构进行荐举，赐六品服备
用，以后每遇皇帝即位就荐举一次。汉代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吏可以直接“征
辟”名士充任，清代也沿例经常实行征辟，《儒林外史》里的庄绍光就是应
征辟的“征君”。汉代开始设置临时性的制科（制举），宋高宗以后设博学
宏词科，清代也沿设，康熙十八年（1679 年）、乾隆元年（1736 年）曾两次
举行鸿博，网罗和笼络有声誉的学者、名士，吴敬梓自己乾隆元年就受到荐
举，他把这种经历写进杜少卿形象里。就在八股科举制度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