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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场有人发白，你们是一群胆小鬼，忽然来了个胆大一点的，胡适他会公开跟老蒋说，你错了，别人不习惯，不适应。我跟大家讲个故事，过去在台湾有所谓党外时代，党外运动 就是我们这些非国民党的人，我们搞运动来推翻你国民党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演讲。在演讲的过程里面，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孟绝子去做演讲。孟绝子在演讲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是负责时报周刊这个负责人，他听了那演讲以后啊，听了一半啊，吓跑了。哎呀，他说，太可怕了，我听都不敢听，太可怕了，我听都不敢听。大家知道 在那个高压之下，在白色恐怖之下，有的人胆大到做那么激烈的演讲的时候，激烈到听众都不敢听下去。为什么呢？听到都害怕，我不敢听。为什么胡适讲话，说“总统”你错了，而不少人脸发白，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在那个恐怖气氛里面，觉得蒋介石高高在上，蒋介石不可以侵犯，蒋介石是这么样的高高在上，不可以侵犯的人，怎么忽然有一个人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总统”你错了，你说的不对，怎么怎么不对，我一五一十讲出来。所以听的人听得都害怕，听到的人 脸发白，你们胆小到听都不敢听，何况别人说呢！所以我们才知道，胡适当时在蒋介石发言以后，站起来顶嘴，说你错了。
我上一次谈到了毛泽东在谈话里面，有一个跑出来顶嘴的，就是梁漱溟。梁漱溟后来三十四年以后，老了以后回忆说当年啊，他顶嘴不对，他错了。可是我今天给大家讲，顶嘴的内容他不对，因为他搞糊涂了，梁漱溟头脑不清，搞糊涂了，可是顶嘴的行为可圈可点，为什么？他有一次测验中国共产党度量的机会，看看你毛泽东有没有度量，在大庭广众让我讲话，有没有度量，他有这么一次测验的机会。毛泽东投票的时候举手，毛泽东说我赞成让你讲，可是别人不赞成，那么你被赶下台来，不要怪我，当然有一点作弄梁漱溟的味道。不可以比拟，可是又有一点无独有偶，台湾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就是当蒋介石讲完话的时候，胡适站出来顶嘴，说你错了。这个故事有点不伦不类，两个人比起来不伦不类，可是呢，在我的归纳的习惯里面，清清楚楚地，两个画面出现了，就是真正的统治者，真正的知识分子，两个人在碰撞的时候，到底知识分子要不要讲真话，要不要据理力争，要不要犯言力争，而被争的这个统治者，有没有度量来接受当时的场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北京那一次，毛泽东公开在现场，骂梁漱溟你是伪君子，公开骂他，可是一边骂他，一边还让梁漱溟来答辩，梁漱溟还跟毛泽东说，你要给我时间来辩论，毛泽东说给你十分钟，梁漱溟说十分钟不够，我讲不完，两个人还这样纠缠。可以看出来，那个火爆呢是比较激烈的。台湾这边比较文明一点，蒋介石讲完话以后，胡适站起来说，“总统”你错了，比较文明一点，可是，也是这种冲突，我们说起来也是一种对干。这个故事我觉得比对干的内容还重要，就是作为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要不要在一个重要的场合，当跟统治者发生意见不合的时候，要不要对干？要不要顶嘴？要不要据理力争？要不要犯言力争？。至少我们看到了这样做过，至少我们看到了胡适这样做过，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多么聪明，不管他们多么有学问，不管他们多么有气魄，在这种场合不敢站出来跟统治者对干的时候，我总觉得比起梁漱溟来，比起胡适来，他们要差一级。我们终于在中国，看到了有人在这种场合里面站出来，很勇敢地讲出真话来。
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呢，我把它用两集的节目把它讲出来，一定是别有深意的。讲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知识分子用什么态度来表达他们自己是很重要的。我讲过，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时他欣赏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请这个知识分子来做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他的名字叫做毛泽东。当时李大钊是北大教授，胡适也是北大教授，两个人发生了一个辩论，就是问题与主义的一个辩论。胡适就跟李大钊说，你们现在提倡共产主义，国民党那边提倡三民主义，胡适说，谈问题比谈主义更重要。胡适就说，我们现在有两种病征，一方面是目的热，一方面是方法盲，只管提出涵盖力量大的主义，便是目的热。目的要做到什么事情，事实上呢 ，如何做到需要一段时间，不管实行的方法如何，这是方法，如何达到你这目的，这是很重要的。我当年很穷困的时候，没有饭吃，那时候我的好朋友，施珂，施珂大哥，在台北市的成功中学教国文，他就找了一些国文老师。国文老师要批改作文本，有的老师很忙，或者有的老师很懒，他们不愿意批改，就是包给我，我来替国文老师来批改作文本，批改一本一块钱，所以我批改十本十块，批改五十本一般我就赚五十块钱。批改是可以，可批改完了以后，我李敖的作文就做不好了，为什么呢？被这些烂的作文给洗脑了，我又作一段时间我自己作文，作的很烂。
我在批改作文里面，看到了一个中学生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地动人，这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志愿”，这个中学生说，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我给他批的怎么批呢？我说你的志愿也不小，这是好大好大的志愿，要把中国救起来。大家想想看，一个中学生写《我的志愿》这个作文的时候，他会说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把中国救起来，这个志愿是好的，他是个好的题目，也是个伟大的题目，可是要把它救起来，需要解决多少问题啊！你的志愿，把中国救起来，是你的主义，可是要实行你的主义，要解决多少问题才能够实行啊！否则你喊这个口号没有用啊！所以外国有一句谚语，这谚语被我李敖所改写出来，就是你为一个主义去死，比你实行这个主义还容易，为主义牺牲比实行主义还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实行一个主义，千头万绪，很多问题要解决，难得不得了，可是你为它宣传为它死，反倒简单干脆，就是为一个主义去死，比去实行这个主义还容易。
同样的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怎么救中国呢？需要问题要解决，所以呢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这是我的目的热，如何把中国救起来，我没有方法，叫做方法盲。所以方法不够的时候呢，是没有用的，所以胡适就说，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这都是由于一个懒字，为什么呢？因为研究问题太复杂了，宣传一个主义只要一句口号，实行什么主义，完了，容易。以为这句口号可以包医百病，解决人类的，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千头万绪地发现解决问题，并且发现主义不够了，所以邓小平就出来说，我们要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式啊？为什么不实行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不够了。孙中山统计，说有多少种社会主义呢？有五十六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算是五种六种，就算一种好了，可是为什么要中国式的呢？就是你这个外国来的这些共产主义，外国来的社会主义，不够用了，为什么呢？我们面对问题千头万绪，要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关注好主义没用。
就这时候呢，我们人类最后进步了，我们整个的国家的朋友们，领导人们都进步了，知道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现在随着世界的复杂，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个时候就发现，那种包医百病的主义是不够的，医这些百病，一个一个病，我们还要每一个是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各种的药方都要用出来，才能解决这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