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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装修的痕迹还在，沙发和家具也是新的，枫木地板的颜色他觉得很一般，要是他是不会选这种的，羊皮吊灯却让他为之一动，这种灯太漂亮了。有那么几秒钟，他站在别人家的门厅里局促不安。女人站在他身边，同样地不知所措。
“坐下歇会儿吧，我给你沏上茶了。”女人说。
“热水器开着了吗？”他随女人走到客厅里，“我出了一身汗。”
“我刚用完，里面的热水恐怕不多了。”
“我简单冲一下。”
女人走进卫生间归置了一下，又去卧室里拿过来一条浴巾，说：“这是新的，还没用过呢。”
他快速地脱了衣服，随手扔到卫生间门口的地板上，以最快的速度冲了一个澡，等他围着浴巾出来时，女人已经把他扔在地上的衣服拿进了卧室，搭在梳妆台前的一把椅子上。此时她的淡紫色套装裙已经换成了一件白色睡袍，正坐在床沿上看影牒。床上的铺设，床单枕头和薄被子全都是新换过的。
“什么片子？”他走过去坐在她身边。
“《胭脂扣》，”她说，“我最近迷上张国荣了，他活着的时候，没觉得他演得多么好，现在我认为他是香港最好的演员。”
“何止是香港，”他说，“大陆上也没有几个男演员比他演得好呀！”
“你瘦了，”她说，眼睛仍然盯着电视屏幕，“那儿买菜方便吗？”
“挺方便的，宋庄镇上什么都有的卖，”他说，“我瘦是因为天天晚上去河边跑步。”
“你也黑了。”
“钓鱼晒的。”
他抓起她的左手，把它握在手里，轻轻地揉着，他一摸她的手，她就把眼睛闭上了。接着他把她的另一只手也抓过来，贴在自己的胸前按着。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再过七分钟就五点了。他放开她的手，搂住她的肩膀，双双倒在了大床上。他想让她自己脱了，可是抱着她等了一会儿，她闭着眼就像睡着了，他便动手脱她的睡袍，她扯过薄被钻进去，两人在薄被下紧紧地抱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两个人的身体就分开了，这时还差两分五点。
“怎么了？”她把眼睛睁开了。
“没怎么，太紧张了。”他的脸比喝了一瓶啤酒时还红，“有纸吗？”
床头柜上就有一盒纸巾，她抽了几片递给他。
“快五点了。”他说，坐起身子，伸手想去拿衣服。
“没事儿，你躺一会儿吧，”她说，“我给你冲一碗鸡蛋茶吧？”
他摇摇头，又躺了下来，眼睛一闭上，就有点犯困。这时手机响了，不是他的手机铃声，他迷迷糊糊地听见她在接听电话，一下子清醒过来。她放下手机后，他随口问道：“谁呀？”
“冬冬，他告我放学后去和同学一块儿去打乒乓球，要晚一会儿才回来。”她靠在床头上，继续看《胭脂扣》，“你困了就睡一会儿吧。”
“不用。”他坐起来，伸出胳膊把椅子上自己的衣服拿过来。
“你吃了饭再回去吧，”她说，“冰箱里有排骨，我用高压锅一会儿就炖好。”
他摇了摇头，把衣服穿上，走出卧室时回头说道：“我走了，翠玲。”
“我去给你开门。”女人赶紧拿起睡袍遮在胸前，走到屋门口用钥匙打开防盗门，她蔽在门后，小声说：“我不出去送你了，路上慢点啊！”
他点着头，噔噔地下了楼，到了楼下忽然想起把雨伞落下了，他抬头往楼上望了一眼，就快步往小区出口走去了。
儿子打完乒乓球回来时，叫翠玲的女人还靠在床头看《胭脂扣》，听到开门声，赶紧把睡袍穿上。
“妈，我回来了，开饭吧。”
“妈这就去做。”她赶紧关了影牒机。
“还没做好，干吗呢你？”冬冬说，“我都快饿晕了。”
“我以为你还得过一会儿才回来呢。”她说，“茶几上不是有香蕉吗，你先吃两个垫垫肚子吧，先去洗洗手。”
冬冬跟着她走进厨房，说：“刚才我爸是不是来过？”
“没有呀！”
“我打乒乓球时，看见那边走过去一个人很像我爸，”冬冬说，“我爸不是好戴棒球帽吗？那人也戴着呢，离远看跟我爸一模一样。”
而此时陈先生正戴着他的棒球帽坐在808路车上，他坐到大北窑，然后转乘930区间车，回到宋庄时在一家山西面馆吃了碗刀削面。雨已停了多时，路上仍然积着一汪汪的泥水，他借着蒙胧的星光，一不留神还是踩到了泥水里，把鞋给弄湿了。回到家时已经过了8点半，离家还有老远陈先生就听见他的两条狗吠叫着抓咬院门，那是它们听见主人回家的脚步声，在兴奋地迎接他了。
老虎，原名岳喜虎，1968年生，山东梁山人，出版小说集《潘西的把戏》《飘泊的屋顶》。
青蟹
陈启文
每年白露前后，洞庭湖一带就会下一场雨。这雨不会持续太久，但劲儿十足。而且是那种没有风没有云的雨，凭空地落下来，白得耀眼的雨线几乎竖立在地面上，天空顿时变得出奇的清晰透明。当地人叫白龙暴。雨一停，就是空荡而明亮的秋天了。湖的深处展开一片诱人的蓝色。夏天的那个在白漫漫的热气中形影模糊的大湖，于是变得一眼可以看穿的透彻。
我在湖滨的一所学院呆了四年，为混一张和我现在的生活没一点关系的文凭。那所学院倒很一般，我也渐渐把自己在那里学了些什么都忘掉了。但风景真的好。风景都在院墙外面。院里的那些花草树木跟我们一样，也都修理得差不多了，开的花都朝着一个方向，怎么开也开不出什么新花样。
几乎每天黄昏，我都会和禹兰抄近路走到湖边，所谓近路也就是院墙上不知被谁砸出来的一个洞。我一直怀疑就是禹兰砸的。
这丫头好像很喜欢砸东西。我在湖边的水草上慢慢走着时，又闻到了身后泛起的血腥味。禹兰又开始砸那些湖蚌了。只要看见一只爬到湖滩上晒太阳的湖蚌，她就要把它敲开。但你又并不觉得这有多残忍，她满脸稚气，而且念头很纯洁。她把湖蚌敲开，把手伸进血肉滚热的蚌壳里去摸索着，看里边是不是藏着珍珠。她那孩子气十足的念头和花蕾般灵性十足的手指，甚至让人莫名的感动。这使我觉得，那些柔弱的生命或许本来就应该掌握在一双同样柔弱的手心里。没有壳的蚌被她扔在水里，还是活的。但我不知道它们是否还能长出新的壳来，对于这个大湖我还不太看得懂。它每天都在制造着某些谜一般的事物。禹兰有次敲开了一块很普通的石头，里面居然长着一只虾子。
渔民们背着船桨陆陆续续上岸了，一走一蹿地唱，也不知唱些什么，无非是表达一种心情。这些城市渔民看上去都生活得很幸福，脸色红润健康，对谁都露出朋友般的笑容，显得坦然而自信。不像那些小市民，总是提防和戒备着什么。渔民走路都摇摇晃晃的走得像鸭子一样慢，划船也是缓缓而行。湖水不但培养出了他们的一种胸怀，好像也磨练出了他们悠闲散漫的性情。
那边依山傍水的一个渔村，就是他们的家了。一律是两层三层的小洋楼，在绿树掩映下，看上去像一个高尚住宅区。比我们学院的那些教授们住得好多了。远远地，我们听见了一些女人和孩子的呼唤声，有叫爹的，有叫孩子他爹的，充满缱绻之情，像是某种动物的倾诉与呼唤。汉子们听见了，也并不答应，依然一摇一晃地走，满足与自豪之感便油然而生。
看见了这样的情景禹兰便笑。也只有在这时，她才会笑得又灿烂又开心。做一个打鱼佬的妻子好幸福啊，她闭着眼睛说，脸上飞出一片红晕。
那时我总觉得禹兰比我大。我当然知道她实际上比我还小半岁。我和她是从同一所中学考到这里来的，虽然读中学时并不是太要好，可一进大学，感情就不一样了，没有多少人能够幸运地从中学一直念到大学还是同学。我也就被公认是最了解禹兰的，禹兰呢心里有话也确实只对我一个人讲。但她还是给我一种神秘感，我甚至觉得她比我们这些刚刚跨进大学校门的女生多了一点儿什么内幕。只要和她在一起，我的心情就会奇怪地变得复杂起来。
禹兰是我们中间最先开始恋爱的，关于这一点，她以自己有点儿悲惨的失恋证实了。这多少让我感到意外。一般大一女生，都还处在身心调整阶段，从中学生调整到大学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可禹兰，几乎没有一点儿过渡就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