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鄙俾逞改侵志焙脱该椭Γ约傲榛甑纳罟恪Ｎ遗级吹铰逞负罄赐诳嗨奈淖郑苍谙耄呛罄捶质郑倘挥屑壑倒凵系牟煌硗庖桓鲆蛩厥牵逞冈诟镜闵希涂床簧纤且彩且桓鲈虬桑坎还庖咽呛蠡傲恕�
4
我有时在鲁迅博物馆翻看着钱玄同留下的那批旧杂志，就怦然心跳。《新青年》：里的文章，情思漫漫，今人似乎也难有那些作者的气度了。读他们的文字，便想象着那个时代的人与事，觉得谜一样的话题是那样多，几乎每个话题后，都有动人的故事。他们每个人，人心都充盈着一团火。后世一些无知学人讥讽他们狂傲偏执，不懂建设，唯有破坏。其实认真读那里的文字，关于教育改革，关于文字改革，关于文学的现代化，不仅议论多多，方案与实践是时常可见的。那一代人并非一群虚无主义之徒，内心还多有一些改良的方略，且有着精神的寄托。而那寄托里，就有传统文化遗产的因子。比如鲁迅对汉画仪的青睐，钱玄同的喜写篆字，刘半农爱写散文，胡适的考据癖，这些与明清文人，不能说没有交叉。有的甚至是从传统的非正宗的流脉里过来。他们即便是破坏偶像，喊打倒孔家店，也是因了胸有法国、美国革命的参照，精神深处，有着路标的。刘半农关于文字学的思考，就参照了洋文语法，并不是书斋里的胡闹。钱玄同议论文字学，就有章太炎的某种风范，在迅猛里又添有沉稳，功底之深非别人可以比肩。钱氏的《论注音字母》、《新文学与今韵问题》，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我之文学改良观》、《复王敬轩书》等，都有着很深的学养。我们看钱、刘二君关于新文化的那出“双簧戏”，演得何其之妙。钱氏化名王敬轩大肆攻击新文学运动，而刘半农撰文力驳之，文章气韵生动，一时并世无两。鲁迅后来以赞佩的口吻回忆过那时的刘半农：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在《新青年》编辑中，刘半农的学识是较弱的，后来虽去了欧洲得了博士学位，但都不及胡适、周氏兄弟深厚，尽管这样，他的一些思想和学问，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特色，并非一无是处。他对文学与文字，音韵与语法，四声实验等，研究很深，心得特别。所以他谈新文学界的建设，非空中楼阁，而是有着较深的根基。读其文章，是立着的，非躺在地上的时文。比如《复王敬轩书》，谈及翻译问题，就颇有见地，与鲁迅、周作人的观点很近：
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我国古代译学史上最有名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后秦鸠摩罗什大师的《金刚经》，一部是唐玄奘大师的《心经》。这两人，本身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些晋唐文笔，眼前风光，俯拾即是，岂不比林先生仿造二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打到《经》里去；所以直到现在，凡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
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又夹带深厚的见识，大几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激进青年，都能从文中得过启发吧！钱玄同认为，刘半农“决不是纯任情感的人，他有很细致的科学头脑”。
这一句话可说是对《新青年》同人的概括。因为相信科学的伟力，于是对一切非科学的存在，大加鞭笞，而梦想的，却是一个新的世界。说那一群人只懂破坏，而不谙建设，是不得要领的。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那时的文章，观点互相影响，好像出自一人之手。那定然是彼此切磋的缘故。胡适有一篇《易卜生主义》，语气和鲁迅的那篇《论睁了眼看》十分相近，或说鲁迅从胡适的思想受到启发，也有可能的。刘半农自己就承认，从陈独秀、胡适的关于文学界革命的文章中，受到鼓舞，他的许多思路，不过是沿着主将观点延伸而已。在面临同一个文化难题的时候，思想者的精神有时会出现惊人的一致。气质或许不同，知识背景可能有别，而目标却大致不差，都向着顽固的遗存挺进，搬走那座精神的山头。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一群读书人，无情地向着自己的祖坟刨去。他们冒着辱骂，受难的危险，开始了前无古人的征程。中国的现代文明，就是踏着道道荆棘而悲壮地拉开了它的序幕。然而这一台大戏，至今尚未演完。每每思之，不禁为之长叹！
5
但是《新青年》内部，一开始就蕴含着差异的。陈独秀的排他主义，胡适就觉得不妥，以为不太公正。而钱玄同的急躁，后来也受到同人的批评。鲁迅在胡适身上，大概看到了一点表演的成分，在他们关系尚好的时候，还在小说中奚落几句，开开玩笑。分歧固然在，但那时的目标因为是与旧的营垒作对，彼此并不深议，不过深藏心里而已。高兴的时候，直面而谈，争论得面赤耳红，也是有的。所以翻检那时的旧文，看彼此间的信札手迹，倒让人生出羡慕。坦诚与激烈，博大与幽远，都可以感到。那是后来的学人自叹弗如的。
钱玄同在那个圈子里，一直是个活跃人物。他口无遮拦，信马由缰。文章一泻千里，酣畅雄放。他因了章太炎的影响，走的是偏执之路，凡事要纯粹处理，尤对学术不会温吞之态。他在《新青年》发表的许多观点，在那时被视为怪论，林琴南后来就撰文，对其大加贬损。钱氏的文章，篇篇有着火药之味，他写的《随感录》，对遗老遗少就不客气，大有吞灭之势。而言及学术，对旧式文人是蔑视的。陈独秀撰文虽有狂态，但并无蛮气。钱氏则不然，狂妄之语的背后，野性的东西多了，总觉得有些孟浪。比如谈及文字问题时，不仅改革，且废汉字，以拉丁化的方案代替象形字，真真是刨了自己的祖坟。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
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子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这样一种态度，在学理上有些过分，比陈独秀还要偏颇。读他的系列文章，印象是意气的地方多，缺乏严密的逻辑。他和陈独秀一样，许多理论没有操作性。倒是胡适的尝试的态度，周氏兄弟创作中的摸索，让人感到切实。那是大地上的耕耘，非空中的楼阁。许多年过去，《新青年》的同人们的著述，唯胡适、周氏兄弟的一直畅销，那也说明了尝试比空谈更为重要。
鲁迅曾讥讽钱玄同是个好发空论的人物。不是没有道理。但他的空论，有时笑态可掬，也让人觉出其中的可爱。周作人就喜听钱氏的妙语，以为大有可借鉴的地方，并非一文不值。而在胡适看来，钱氏的失误是过急，缺少分寸，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有一次，胡适致钱氏的信中，说得语重心长：
中国文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