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轿募拿孛芪募⒌ゾ萁桓Ｓ谐蝗眨档暮戏ㄖ魅丝梢云菊庑┪募栈刈约旱牟撇＝幼牛饬礁龊夏闭呋氐郊依铩？ǘ壬焐瞎易呕堑奈⑿Χ憬亟眩舶参任鹊群虼夯卮蟮氐氖苯凇�
舒茨先生每天两次，中午一次，晚7点一次，掀开地毯，打开石板。他妻子把烹调可口的菜肴、一瓶美酒送进地窖里。晚上，舒茨先生必定去和他的东家、朋友谈论高尚的话题：人的权利、宽容、灵魂永存、教育、读书的益处。这些高尚、富有启迪性的弘论使小窖笼罩上一层光辉。
最初，卡尔先生还要他们拿一些报纸看看。他随身带着一台收音机。可是过了半年，消息越来越令人沮丧。世界仿佛真要走向毁灭，他干脆让他们把收音机拿走，免得任何眼前的新闻报导动摇他对人类持有的坚定信念。他虽然藏身地窖，但是他的信心无比坚定。他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嘴上挂着微笑，切断同偶然的、没有前途的现实的一切联系。最后连使人沮丧的报纸也不看了，只限于重读他藏书中的杰作；从书中永恒揭露暂时的谎言中汲取维持他信念所需的力量。
舒茨先生和他的妻子搬进了正屋。房子居然奇迹般未受到轰炸的破坏。开始，他在工厂方面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他手里的文件证明自从卡尔逃亡国外后，他就是工厂的合法业主。
卡尔先生生活在灯光下面缺乏新鲜空气身体发胖了。随着年华逝去，他的两颊早已失去红润的色泽。但是他的乐观态度及对人的信念一如既往。他在地窖里坚持下来，等待着高尚、正义在大地上获胜。尽管舒茨从外面带给他的都是坏消息，但是他毫不灰心。
希特勒政权垮台后几年，卡尔的一个朋友结束国外的逃亡生活回到德国，特地来席勒大街造访他的宅邸。前来应门的是一个身材高大、头发灰白、微微驼背的男人。这人看起来勤勉好学，手里还拿着一本歌德的著作。不，乐维先生不住在这里。不，我们不知道他的下落，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战争结束后进行的调查都没有结果。GrussGott德文：很好。！大门关上了。舒茨先生回屋后向书斋走去，他妻子已经把食盘准备好了。既然德国重新富裕起来，她要好生服侍卡尔先生，给他烹调最可口的菜肴。地毯卷起来，石板从地板上移开，舒茨先生把歌德的书放在桌上，端起食盘下地窖了。
卡尔先生现在身体很虚弱，他患了静脉炎。另外，他的心脏也开始衰竭了。实在应该去请医生，但是他不能让舒茨夫妇冒这风险。如果让外面的人知道他们把一个犹太人道主义者藏在地窖里许多年，他们就完了。应该耐心，不要怀疑。正义、理性、高尚的情操很快要占上风，特别不应该丧失信心。卡尔先生尽管身体孱弱，但是始终保持着他全部乐观主义精神。他对人的信念一丝一毫未减。每天，舒茨先生带着坏消息下地窖时——希特勒占领英国对他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打击——反而由卡尔先生鼓励他，说几句风趣的话安慰他。卡尔先生让他看墙上的书，提醒他人类最终一定获胜，只有在这种信念、信心中才能产生这样伟大的杰作。舒茨先生每次从地窖出来时，心情就平静下来。
玩具厂生意兴隆。1950年，舒茨先生把厂子扩大，销售额增加了一倍。他把厂子经营得井井有条。每天早上，舒茨太太送下去一束鲜花，放在卡尔先生床头。她给他放平枕头，帮他翻身，用小勺喂他东西吃。因为他自己连刀叉也拿不动了。现在他说话很吃力。不过，有时候，他眼睛里充满泪水，感激的目光停留在这一对诚实夫妻的脸上。多亏他们夫妇的支持，他才能始终如一地相信他们、相信人类。人们能感觉到他怀着高瞻远瞩、称心如意的心情，一边拉着一个忠实朋友的手幸福地与世长辞。
请别称呼我的姓
［俄罗斯］娜塔妮娅·托尔斯塔娅著刘亚丁译
这辈子老有人问我：您出自哪个托尔斯泰家族，列夫·托尔斯泰是您的什么亲戚？在由我们这些语文系的大学生组成的军事教研室里，培训预备役护士的时候，一位男上校这样问我：
“胖大学生，请说说行军中脚的保健措施。”
同班的女同学们笑完后，胡闹道：
“上校同志，您干吗要侮辱一个姑娘家？”
上校戴上眼镜：
“这儿写得可不清楚……托尔斯泰家的女大学生，请回答问题！”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如果重音在第一个音节，就是形容词“肥胖的，高大的”，所以军官先叫“胖大学生”，后又改称“托尔斯泰家的女大学生”。
我听到过关于我们家族的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读到：《布拉季诺历险记》是布宁写的，可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剽窃了他，署上自己的大名，拿去出版了。”
“据说，战前托尔斯泰就继承了带有农民的大庄园，伏罗希洛夫送给他一架飞机。”
“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遗赠给每个孙子一百万，是真的吗？”
“您祖父有绝妙的句子：‘在喧嚣的舞会中，忽然之间……’”
阿列克塞·托尔斯泰辞世的时候，我才两岁。祖母娜塔妮娅·瓦西里耶娃·克兰耶夫斯卡娅与托尔斯泰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她撰写了回忆录。一切尽在此书之中：世界大战前夕勃发的爱情，侨居国外，回归俄国，在列宁格勒和杰茨科耶村的生活，战争与围困。
我注视着这张照片，祖母那时十六岁，同哥哥、姐姐、父母站在一起。他们非常美丽的脸庞显得很安详。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同平常、独一无二的国家，那里有很多人都有着非常美丽的脸庞。
从人家的相册里掉落了几张照片——一个少年军校学员与几个同学在一起；带着几个年幼女儿的中年军官，充满了一个娶了美人儿妻子的无产者的自尊感——我的目光久久不能离开这些照片。我不愿去想，新时代到来时他们遭遇了什么。
对贵族封号祖母报以幽默。1914年嫁给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后，她成了“伯爵夫人大人”。
“照耀了三年，”她说，“1917年就熄灭了。”伯爵夫人大人（Вашесиятельство），照字面讲是“您的光辉、照耀、荣耀”的意思，所以有此说。
祖母喜欢回忆，战后有一天，她裹着头巾坐在有轨电车里。一个火气冲天的大叔冲她吼叫：
“到哪儿去，去集体农庄？”
在待产室里我和浴室的女主任躺在一起。打听了我的姓氏后，她说：
“当年学校拒收我，就是因为你。”
“别胡编乱造！”
“奶奶带我去报一年级，可别人对她说：女娃娃还不满七岁，明年再来吧。今年我们要办一个专门的班——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的孙女要来上学。”
我朗声大笑，惹得产后室的妈妈们都走过来，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这位妇女可曾知道吗，我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我们兄弟姐妹七个简直就是天性快乐、衣衫褴褛的仆人家的孩子。我们自娱自乐，也同人民——保姆和家庭女工很是亲近。
满院子跑够了之后，我们冲进了房子，很快教法语和教音乐的女教师就要来了。孩子们不想学习，爱偷懒。我在音乐方面尤其低能，而且很久都无法理解干吗要学外语。
在书架上放着十五卷蓝色的书——每一卷都有各个时期拍摄的作家的照片。我注视着这个时而阴郁、时而疲惫的人的面容，试图在自己的心里唤起亲人的情感。我头一回读完《伊比库斯》的时候，立刻感受到了同作者的有罪的家族的联系：这是我写的，更准确地说，我想写这样的书。
直到今天，我的姓氏总是会打破人们的平静：
我去洗衣房交衣服。
“姓什么？”女验收员问。
“我已经在收条上写了，托尔斯塔娅。”
这妇女立即停下数枕头套。
“托尔斯泰是谁，该不会姓高尔基吧？”
她的看来读过很多书的女助手从间壁后面走过来问我：
“您说说，阿列克塞·托尔斯泰是笔名，这是真的吗，他本来姓什么？”
我简直想这样回答：“他本来姓契诃夫，母亲姓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赶紧付了钱，一走了之，因为我再也不能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了。
在叶拉布加市的一间屋子里，不合时宜生于1943年的我躺在篮子里，外祖父米哈伊尔·列昂尼德维奇·洛金斯基也在那屋里译完了但丁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