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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在柏林工大进修的罗女士来访。罗女士南方人，在与我太太闲聊时，忽然说起：“我在你家楼外的草地上，像是看到有荠菜耶。”
两人当下跑了出去，挖了一大抱草回来。
我看那草，是一种塌地的植物，绿色的叶子，羽状的叶片，带了分叉，有点儿像是荠菜。但心里不敢确定，就说： “荠菜不是长在中国的麽，洋人这儿会有野生的？”
罗女士很坚决，说：“我觉得它就是荠菜。我们小时候去野地常挖的。”
我说：“那这儿怎么没人采没人吃呢？好像根本没人认得这东西似的。”
罗女士撇撇嘴，说：“洋人就根本不懂吃。”
几个人争议良久，终是口馋。决定不顾好歹，学神农不要命，尝了再说。
大家认真动起手来，把那菜掐根洗净剁碎拌馅儿，和面压皮儿包馄饨。罗女士是个烹调老手，说，荠菜吃油才香。我拿了油瓶，倒了半瓶油到菜馅里。用筷子去搅，那油竟一下子消失得无了踪影。心中不由大喜，素菜能这等吃油，其味必佳！
馄饨煮好盛到大碗里，大家都伸了头去看。清汤里面，馄饨一个个大馅宽边儿。包着馅儿的皮皱缩成一朵，透出玉绿色，甚是可爱。夹起一个馄饨来，咬下去满口的鲜香，真是好吃。果然上品荠菜！
太太后来走路只看地面。最后有了心得，说是发现以柏林工大学生宿舍C楼前一片草地上的荠菜最为肥大。她找了空闲时间，拿了小篮去挖。回来后又精心将荠菜洗净，装食品袋，放冰箱，打电话通知各处朋友。如此兴奋忙碌，并不觉劳苦。
有天我请大学里的一对德国夫妇来吃这荠菜馄饨。他们齐声大赞菜馅的清香鲜美，说是从未吃过。每人吃了两大碗，兀自不肯罢手。就都问馅是什么菜做的。
我答：“一种可吃的蔬菜。”
又问在哪儿买的，中国商店麽？
我笑答：“路边挖来的。”
他们都大惊到失了颜色，倒把我吓了一跳。我忽然意识到问题严重。洋人只懂得吃的东西要从店里买。敢对路旁脚边的东西下手，还把它们煮到锅里，做菜下饭，拿来宴宾待客，这行为是有毛病的。
他们跑进厨房，拿了荠菜仔细端详。还央我们一起去了趟实地现场。隔几天，这对吃了荠菜的德国夫妇背了个大背包，兴冲冲地专门跑来找我。他们从背包里费劲地往外掏东西。我一看，都是些厚本大书。有德英百科，拉丁辞典，还有营养学植物学的典籍。
他们兴奋地说，那天吃了好吃的植物，不知道是什么，这怎么可以。应该把它搞清楚。现在全部有关的信息已经查明。
于是先翻开植物图册，认图画辨照片，验明那草的正身。然后翻开植物学辞典，说那草乃什么科什么属，搞清那草的来路。又翻开拉丁文词典说那草拉丁文应叫什么什么。再翻开药典学什么大书，告我那草含有这个素那个素。
“有一种降压药，叫什么什么，有它的成分。” 那位年轻的太太认真地强调补充。
我笑着看德国人的傻劲儿，吃荠菜不就是吃荠菜嘛！
为查荠菜的知识，夫妇两人在柏林国立图书馆里泡了一天。然后借出来这一大堆书又跑到我这儿来。那些荠菜的知识我如今只剩了一个在脑子里。好像是在什么营养书里，他们查出来，这种草“可吃”。
后来这对德国夫妇逢人便说，中国人是最敢吃爱吃会吃的人民，“您能想象吗？中国人走路时会去看地上的草，会想到挖起来煮到锅里做菜吃！”
我却发现荠菜在德国长得到处都是。我同样也搞不懂德国人。把这么鲜这么美的菜扔在地里头，几百年的德国历史中，竟然没一个人试着去尝一尝！他们不是也有过饥荒吗？
我想起年轻时在陕北。那儿穷山恶水，吃糠吃菜吃草吃根还是不能把肚子填饱。人人对山对水怀着一种吃的感情。中国上千年战乱饥荒不断，使我们对吃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甚至汪曾祺到美国，见了地上的草，会说：“这种草的嫩头是可以炒了吃的，”“多放油，武火急炒，少滴一点高粱酒，很好吃。美国人不知道这能吃。”有时我想，世上只有我们有这种气魄，能把大自然吃得那么彻底。
德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都没有“吃”的眼神儿。他们只是喜欢大自然，简单直接，发自内心，没什么道理。
很早先我就有过这种感受。记得还诌过什么句子。抽屉里找出旧本子，见记下来的是：
他们把每一片绿色 / 都印到了心底；
我们带了汁水 / 把每一片绿色煮到了锅里。
这个意识上的差别很有趣。
中国的古人也喜爱大自然，那里边儿也不全是吃，感觉还掺了别的什么。往往是临烟波浩渺，迎长风扑面，一时间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高人贤士厌倦俗世，向往山林。“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这是些利用大自然的思维行止，对西方人同样陌生。
我不止一次地被德国人邀请，去郊游去登山去远足。和他们到山野，到森林，到水边，到各种边远的郊外。德国人搞不明白应该去计较名山胜水，他们只要远离都市。“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责任感，“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的伤感，他们不会发，也不懂发。出游的过程一般是伴着无奇的饭菜，劳累的身体。那过程通常都不宜使用舒适和享受之类的词来形容。
离开现代，离开文明，人们光着脚踩着真正的沙滩，和了衣躺在真正的野地里，深深地呼吸，嗅着野兽粪便和青草泥土的芳香，袒露着肢体，接受风，接受雨，接受阳光。我也会跟他们一样，被大自然感动。但我多少有那种东方式的，于天地释怀，借山水忘情的感动。德国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单纯的回归自然的欣喜。第一次体会到它时，叫我愕然。
这不同的文化，差别奇妙啊。
我仍然继续吃我的荠菜。我骨子里仍然存了吃的情结。我仍然要发“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感叹。但那种单纯的回归自然的欣喜，已经深深印到了心底，而今叫我时时有了向往。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4期P48
寂寞文章陶方宣
离群索居
福克纳被中国先锋作家奉为经典，他像康德那样一生居住在故乡那个“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离群索居，从未出过远门。到了晚年，连这样封闭的地方他还嫌闹，悄悄买下一座农庄隐居。
肯尼迪当了总统，一得意要请诺贝尔获奖者吃饭，拿常人来看这是多大的面子，福克纳却拒绝了，他说：就为吃一顿饭让我跑到白宫去啊？太远了，我走不动。
福克纳的言行你可以看成孤傲和清高，那是你的想法，拿福克纳来说这是平常行为，他只关注自己内心感受，远离蝇营狗苟的人群就是为了走进内心，那里是一个比海洋都要浩大的自由王国。
中国历史上出过太多的隐士高人，社会生活的变迁使得智者不能真正遁隐山林，更多的是“大隐隐于市”。
钱钟书和杨绛一辈子过的就是离群索居的生活，白天他们家没有一点声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三个人各自守着一张书桌一只台灯静静地阅读。某年春节，权威人士来拜年，也是人之常情，钱先生拉开门缝，说：谢谢，我很忙。就把门关上了。还有一次学部通知他参加国宴，他说：谢谢，我很忙，我不去。再来人替他说：那就说你生病了？他说：不不，我身体很好，我不去。
这就是大学者大知识分子，不会八面玲珑，也绝不苟合妥协。沈从文最理解钱先生，他们在一个小区住了二十年，竟然只互相串门一两次。春天的时候，湘西送来了新茶和春笋，沈从文拿几包放在钱先生门前台阶上，回来打电话告诉他们开门自己拿。
一次，沈从文和钱钟书去宾馆看一位二十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原来那是头面人物的宴会，老友兴奋得目中无人，说：他左边坐着红线女，我坐他右边，就三个人，上了一桌子菜———沈从文坐不下去，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怅怅地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孤独的家中。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最世俗，但她这个人从来都是离群索居，偶尔，会站在阳台上冷冷地打量一眼熙来攘往的人世。1952年，她不顾夏衍的挽留，决绝地离开故乡上海漂泊到海外，再不肯回头，最后死在美国公寓里。如今我们想起她，眼前就会划过一道“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