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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值阿拉比旺的旱季，到处是一片枯黄，显得死气沉沉。去拉贾尔村要经过一片沙漠，汽车进入沙漠不久，我就发现前面的沙丘上有一个黑点，驶近了，才看清楚那是一个人。那人伏在沙丘上一动不动，显然是昏过去了。我大叫停车，两个警卫拿着自动步枪，小心翼翼地接近那人，用枪托把他翻了过来。我上前一看，这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黑人少年。他双目紧闭，嘴唇干裂，右小腿肿得发黑。我检查了他的伤口，伤口小得几乎看不出来。“是毒蛇咬伤！”我果断地说。打开药箱，我麻利地给他注射了一支抗蛇毒血清，又给他灌了些清水。
不一会儿，少年醒了，轻轻地呻吟起来。我要求带上他——在这酷热的沙漠里，我们要是丢下他的话，他可就死定了。但是两个警卫不同意。他们嘟哝着说：“这儿前后都没有人烟，谁知道他是不是叛军的探子？”
我们正在争执，考克突然叫道：“糟糕！昨夜的一场沙尘暴把去拉贾尔的路标都淹没了，在沙漠里迷了路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看我们还是回去算了。”我不同意：“拉贾尔村的村民还等着我去治病呢，如果真是很严重的疫情，那可能意味着全村人的性命都受到威胁，咱们还是边探路边走吧。”这时，那少年突然开口了：“我就是从拉贾尔村来报信找医生的，我们村里有很多人病得很严重。我知道有一条路可以更快地到达拉贾尔村，刚才我就是从那条路来的，没想到被毒蛇咬了……”
我们大喜过望，忙把少年扶上车，按照他指示的方向前进。车开了好长时间，前面终于出现了一个村庄。考克疑惑地说：“不对呀，拉贾尔村我去过，这里不是拉贾尔！”我正要询问那少年，四周突然响起了爆豆似的枪声，子弹“嗖”地掠过我的头顶。两名警卫闷叫一声，来不及还击就栽下车去。
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两名警卫已经被打死了。我、考克和那少年都成了叛军的俘虏。我和考克用当地话向叛军表明身份，可是叛军欢呼着，还不停地对天鸣枪以示庆祝，震耳欲聋的枪声中，根本没人听清我们说的话。这时，令我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叛军们把那少年拉了过去。我开始以为他们会伤害他，可没想到他们却把他抬起来，抛向空中，接住，又抛上去，嘴里还疯狂地喊着：“托托，托托！”这时我才明白过来。两名警卫的担心没有错，这个名叫托托的少年真是叛军的一个奸细，是他把我们引进了叛军的营地！
我和考克被反绑着双手押进了村子，而托托像个英雄似的走在前面，接受着叛军们的欢呼。这一幕让我的心直往下沉。我知道在阿拉比旺这个地方，很多少年被叛军掳去，培养成嗜血的杀手，他们往往冷酷无情，毫无人性可言。落人这群冷血杀手手里，我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因为抓我们有功，托托得到了叛军首领的奖励，奖品竟然是一支擦得锃亮的AK—47步枪！
杀人游戏开始了！他们给考克松了绑，指着一条长长的巷子让他跑。考克惊恐地摇着头，一个叛军抬手就是一梭子弹，子弹打在考克脚下，尘土四溅，考克吓了一跳，没命地跑了起来；考克跑出二三十米后，托托开枪了，也许是刚学会打枪，他连开了几枪都没有打中，眼看着考克就要跑出那条巷子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就在这时，一个叛军夺过了托托的枪，一梭子弹就撂倒了考克。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恐惧到了极点。果然，托托拎着他的AK—47走到了我面前，举枪瞄准了我，他一定是想把刚才没打中考克的一腔怨气都发泄在我身上。我想起了远在祖国的亲人，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不想就这样死去，可我却只能闭目等死！
突然，我听见托托大声说：“这个外国女人是个医生，她治好了我的伤，咱们把她留下来，兴许有用！”叛军们发出一阵嘘声，但最后他们的首领还是同意把我留下来了。
我被带进了一个有着残破土墙的院子。院子里堆了一些装粮食的麻袋，还拴着一匹用来运东西的骆驼，这显然是叛军的“后勤部”。
我一走进院子，立刻有一群孩子围了上来。他们有的对我扮鬼脸，有的向我吐口水。这群孩子大的和托托年纪差不多，小的可能还不到十岁。令我震惊的是，他们身上都有伤，并且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有的伤口感染了、流着脓水、散发着恶臭，还有几个是缺胳膊少腿的残疾儿。
“看见他们身上的伤了吗？这都是因为他们想逃跑或者完不成任务而受到的惩罚，我今天要是不把你们引来，我也会受到这样的惩罚。”托托冷冷地说，“要是你想逃走的话，下场比他们还惨。”
叛军毒辣的手段我早有耳闻，刚才又亲眼看见了他们是怎样处死考克的，可是当我面对这群伤痕累累的孩子的时候，仍然感到不寒而栗。孩子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阿拉比旺，你还有未来吗？
因为环境的影响，这群孩子大都心理扭曲，他们最喜欢恶作剧，甚至毫无理由地伤害别人。比如往别的孩子已经做好的饭菜里撒沙子，以让他受到残酷的惩罚。我这个被当做俘虏抓来的“外国女人”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恶作剧的对象。有时我正蹲在那儿拣他们挖回来的野菜（这是我的工作之一），脖领里会突然被放进去一只活蹦乱跳的蜥蜴之类的活物，我被吓得又叫又跳，他们就会得意地拍手大笑。
托托显得比他们更成熟，也更冷漠。他拎着枪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那群孩子戏弄我，闹得太过分的时候他才干涉一下，通常是一枪托拍在某个孩子的屁股上。也许是因为他比这群孩子大一点，也许是因为他手中有枪，其他孩子都怕他，他俨然是这儿的“首领”。
在度过了最初的恐惧之后，我开始平静下来，试着和这群孩子沟通。我给他们治伤（幸好我的药箱还在），很快，那几个伤口感染的孩子就痊愈了。孩子们对我“神奇”的医术佩服不已，我还把国内孩子们玩的游戏教给他们，他们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慢慢地，他们对我没有恶意了，也不再捉弄我。
能够让这群“小叛军”接受我，并且带给他们好的影响，我不由得有点小小的得意。我知道医疗队和政府军肯定在焦急地寻找我，我也经常想到逃跑，但是我也很清楚，院子的土墙外就是叛军的大本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待在院子里要安全得多。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这一天，我正在拣菜，托托走了进来，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看得我心里发毛。我抬头正要问他有什么事，他却突然跨前一步，一把揪住了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把我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符扯了下来。“这个护身符，你从哪里弄到的？”他恶狠狠地问。
我看了一眼那个用野猪的长牙雕刻成的护身符，说：“这是一个叫娜莎的小女孩送给我的。她得了很严重的疟疾，病得快不行了，我治好了她的病，她就从脖子上取下这个送给了我，说可以保佑我平安。”
“你胡说！司令说过，你们这些外国人到阿拉比旺来，就是为了帮助政府军屠杀我们、掠夺我们。这个护身符，一定是你杀害了娜莎才抢到手的！我后悔那天没一枪毙了你，我现在就宰了你！”托托的眼睛里燃烧着仇恨，他取下背上的枪，“哗啦”一下上了膛，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
恐惧掠过我的心头。突然，我的头脑里掠过了一丝亮光，我急切地说：“托托，请你冷静下来。娜莎对我说过，她有个哥哥被叛军掠走了，是你吗？对了，我是中国人，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你是中国人？”托托惊讶地说，他的枪口垂了下去。突然，他变戏法似的从身上掏出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我祖父留给我的。他常说，中国人是好人！你真的是中国人？”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我是中国人，我的父亲也曾经到非洲修过铁路。请你相信我，你的妹妹还活着。中国政府在你们村子附近援建了一所学校，你妹妹就在那里上学。还有你妈妈，她经常到医疗队来帮忙，她们每天都盼望着你回去呀！托托，你也应该回去上学
“啪”的一声，托托的枪掉在了地上，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他毕竟只是个孩子呀！我张开双臂想要拥抱他，但他却迟疑了一下，拾起地上的枪跑了出去。
此后一整天，我都没有看见托托，问那些孩子，他们也说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托托回来了，但没有和我说话。背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