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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解释。
市医药管理署没有也不敢怠慢．立刻派人到这家医药连锁店展开调查。药店方理所当然地责成主管麦克先生出面“说说清楚”。麦克振振有词称：该批次的药品进价本身就高出1美分，再加上药店所准许赚取的利润比例，这样每盒“特效新药”所标的零售价是合理的。调查员认真仔细地审计了该批次药物的账目流程登记图表，没发现什么异常，也就是说，这区区1＋1美分的价格波动在数值巨大的曲线图表上是微不足道的。于是调查员又按图索骥赴这家制药公司进行调查，公司将原料采购到生产流程等系列图表和盘托出给了调查员过目，调查员经过一一统计分析，也找不出该批次药品成本要多出1美分的任何理由。与此同时，心细如发的调查员还将该“特效新药”的抽样品送至检验室检验，结果证明该药品并不是什么“特效新药”，只不过是玩了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把戏。
疑点最后聚焦到了尼查身上，市医药管理署请求公司所在的辖区警察署联合行动，对首席营销员尼查展开全面调查。一贯能言善辩的尼查经不住两方的步步夹攻，最后承认是将送给麦克一块价值15万美元的手表费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分摊到了该“特效新药”的零售价里。
结果是：行贿的尼查？克尔德和受贿的麦克？托里达被警方传唤去做进一步的审讯，那块价值15万美元的手表委托给拍卖公司，拍卖所得转赠给了州慈善机构。该制药公司和销售连锁店被永久性地取消了生产销售这种药品的资格，一位首席执行官和一位总经理被董事会永久性地罢免。两家公司还要负责向所有购买该批次药品的患者致歉，并逐一退还多收的两美分，对于还没有销售出去的这一批次药品全部封存，以待市医药管理署研究后处置。而作为市医药管理署的署长，由于有悖于自己在任职期内“让所有买卖在阳光下进行”的诺言，愧疚得无地自容，而不得不引咎辞职。
（毛英摘自《新民晚报》2007年8月30日）
两个犹太人三个脑袋
●王大卫
说以色列强大应该没有多少人反对。打开世界地图，如果不细心察看，你很难一下子找到以色列的所在。这个拥有700万人口、实际面积比北京市略大的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历经5次中东战争而不倒，堪称奇迹。
对于以色列的成就，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均有论述。比如说，军事方面的强大离不开美国的支持，这个以色列人自己也承认；再比如说，以色列在教育上的投入使其国民素质较高，每1万以色列人当中，就有14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比美国的80人和日本的75人还多。
人口的高素质不仅得益于教育，和民族传统也息息相关。以色列是犹太人在散居世界各地2000多年后建立起的国家。马克思、爱因斯坦，以及弗洛伊德等大名鼎鼎的人士，都是犹太人。有个令人咋舌的统计数据：从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奖到2001年的100年间，在总共680名获奖者中，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者共有138人，占了约1／5。
超级大国的援助加上国民的高素质，是以色列在强敌环伺的中东得以立足的重要原因。但这不是全部，这个弱小民族强大的背后，’一定有着一个超级秘密。我多年苦思不解的问题，在碰到阿摩司？奥兹后才恍然大悟，原来秘密如此简单。
阿摩司？奥兹，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是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迄今已发表了12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集、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学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西语世界最有影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等。
觥筹交错间，奥兹先生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两件小事。
奥兹除了写小说，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组织了著名的“现在和平”运动，主张巴以和平，并时常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反对政府决策的主张。不久前，他收到总理府的来电，说总理读了他的文章，邀请他一起喝咖啡，交流意见。“我去了，和奥尔默特总理喝咖啡，聊了一个半小时，结果呢，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第二个是他打车的经历。一上车，出租车司机就认出了这位经常上电视发表见解的学者，对他说：“我读过你的书，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然后，这位司机先生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奥兹先生只有听的份儿。
学者见总理，激辩一番后扬长而去；出租车司机见到学者，不是崇拜，而是亮出自己的观点。从司机、学者到总理，以平等的态度讨论、交流，这就是发生在以色列的真实故事。用奥兹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来告诉你吧，以色列强大的秘密就是怀疑和辩论。”
以色列有句俗话：“两个犹太人有三个脑袋。”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思考，个体之间的观点激烈碰撞，于是整个社会在不断修正中平稳地前行。借助发达的媒体，各种思想、见解都可以传播。正因为如此，当以色列总理实在很难，每个人都可以侃侃而谈，认为自己比总理更聪明，自己的主意比总理的想法更高明，正因为如此，才有面对和平进程的进一步、退两步。
怀疑和辩论有时候意味着内耗，极端的例子就是拉宾总理的遇刺。对此，奥兹先生认为这是必要的代价。有了这些痛苦的内耗，未来的路才会更平稳。
（晨晰摘自《青年参考》2m7年9月22日）
FBI监视下的婚姻
●＇美＇严歌苓
做媒的是我幼年时的一位女友。半夜，她打来长途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成就成，不成总可以练练英文嘛！”
下午6时30分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到叩门声，我迎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站在门口，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曾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子将会是那么一个结果。
不久，劳伦斯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忽然全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
“为什么”我纳闷地问。
“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皱眉头，身子靠近我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人结婚的。”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对着他瞅了一会，才认定他不是在开玩笑。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往常一样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目光异样地瞅着我。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我习惯被“瞅”，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边来问：“你干了什么了”
我反问：“我干了什么了”。“上课前有个FBI（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反间谍部门的……”
那么就是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FBI怎么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我马上给劳伦斯打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上填了我的名字和背景材料。在对我俩关系的阐述中，他老实巴交地写上了“趋向婚姻”。
“你没必要现在就讲实话呀！你不是在争取被派往罗马吗”我急问。
“我们宣过誓：对国家要百分之百地诚实！”他答。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查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了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后，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用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病了，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