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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雨伞实际上已经成为流通于日本商场（宾馆）与商场（宾馆）之间、商场（宾馆）与市民家庭之间的公共用品了，真正实现了共伞主义。这里除了日本商家竞争激烈、为了互相争夺顾客的原因，公民的道德意识是维持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有一家商场也为顾客准备了雨伞，这本来是件好事，如果长期推行下去，会节约很多社会资源。可是，有些顾客用完雨伞后却不归还，有记者甚至亲眼看到，一对夫妻每人拿了一把伞土了自己的汽车绝尘而去。结果不到半年，雨伞收不回来，也就实行不下去了。
同时，日本人也是比较细心的。例如，下雨时打雨伞，上到公共汽车上或者进入商场时，伞上的雨水会流到车里或者流到商场的地板上，会很湿、很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特制了塑料雨伞套，下雨时，司机或者商场的员工就会主动把伞套挂出来，顾客上车或者进商场后， 自觉地将淋雨的伞用伞套套好，然后进到车中或者商场。这样，外面虽然下雨了，但是，汽车和商场里还是十分干燥、干净和卫生的。
（云 帆摘自《北京青年报》2007年7月18日）
四种竞赛的本质
郝明义
我爱看四种运动竞赛：足球、篮球、棒球、高尔夫。四种竞赛，比的是四种不同的力量。总有取胜的进攻力。
足球，是想象力
足球场不比篮球场，那么大一片面积，不论是场上的球员还是场边的教练，都不如篮球那么好掌握。时间也比篮球比赛长得多，还没有暂停。因此，教练没法在半途面授机宜，他只能靠中场休息和三次更换球员的机会，传达他调整策略的信息，改变整个球队的进攻或防守策略。在这么多条件的限制下，足球比的是想象力。不论教练还是场上的球员，如果仅仅靠拼体力、拼斗志、拼个人技术甚至拼团队作战，都和其他运动相差不多，突出不了足球的微妙。
足球的想象力是什么2006年澳大利亚对日本之战，最后8分钟，希丁克连续换将，那是教练在场外想象力的一个杰作；阿根廷对塞黑之战，经过26次传球之后踢进的那美妙的一球，是球员在场上想象力的一个杰作。没有想象力的足球，赢了多少场都不算是精彩的足球。
篮球，是进攻力
什么运动比赛结果称辄以数十分计，甚至达到一百多分篮球。如果篮球没有进攻力，是没劲的。篮球不但要比全场的进攻力，更要比最后关头的进攻力。伟大的篮球巨星，都是有能力在比赛剩下最后几秒甚至零点几秒的时候，在自己球队还落后两分的情况下，稳稳地出手攻下三分球，改写胜败。
1998年N8A冠军战公牛对爵士的那一场比赛，公牛几乎是整场落后。最后5。4秒，爵士队马龙控球，要发动最后一次攻击的时候，乔丹却吐着舌头从他身后把球抄走，最后以1分完胜爵士。乔丹之所以被称为“篮球之神”，不只是他经常在关键之战有四五十分的得分，还在于他在最后关头总有取胜的进攻力。
棒球，是坚持力
没有任何运动竞赛，像棒球这样，起码在理论上，是可以永无时间限制地一局局延长赛下去。并且，不要忘了那句名言：“棒球，是从九局下半二人出局之后开始的。” 美国职业棒球总冠军战，是世界大赛的代表之一。2001年亚利桑那响尾蛇与纽约洋基鏖战七场，不论是洋基赢的第四战和第五战，还是最后响尾蛇封王的第七战，战局都是到九局下半改写的。2004年世界大赛，波士顿红袜队碰上世仇洋基，在连输三场之后又连赢四场，一扫百年耻辱。这场比赛也是在第四场到第九局下半仍以3比4落后时，才开始吹起反攻的号角。
棒球比赛，玩的是在球队落后十分到九局下半二人出局后，只剩下你最后一名球员进攻，球数又停在两好无坏球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微微一笑，告诉自己：“好吧，比赛现在终于开始了。”高尔夫，是“老僧入定”
高尔夫不是比进攻数多的，而是比进攻数少的比赛。18个洞，每一个人每一洞4杆，共72杆标准杆。谁能用每洞少于4杆，18洞少于72杆的杆数打完，谁就是胜利者。高尔夫最有趣的，又在配组上。每一天，你总是要和自己成绩最近的一人配成一组一起比赛。在这种压力下，大家比的是杆数少，更是失误少。
1985年，台湾选手陈志忠参加美国高尔夫公开赛，开赛第一天就打出美国公开赛开赛85年首见的；‘双鹰”，接着一路领先。然而到最后一天，却在压力之下，连连出现不忍卒睹的失误，最后与冠军失之交臂，屈居第二，令人扼腕。当时美国的报纸就说：“日后，大家记得的不是谁拿到了今年的美国高尔夫公开赛冠军，而是陈志忠怎么失掉了他的冠军。”
高尔夫，玩的是老僧人定，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不论别人表现如何，每一杆你都只求全力把自己最好的成绩表现出来。
看这四种比赛多年，我感谢那么多球队与球员在比赛中给了我那么多启发——不论在人生还是工作之中。
（汪新才摘自海南出版社《工作DNA》一书）
恶之草
陈继龙 译
20世纪90年代末，在美国有关死亡的统计数据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死于吸烟的人数比死于艾滋病、车祸、酗酒、谋杀、自杀、非法吸毒和火灾的人数加在一起还要多。美国每年有40多万人死亡，其中16万人死于肺癌，这为禁止烟草特别是纸烟提供了有力的事实论据。20世纪50年代初，吸烟与癌症的相关性首次得到临床和流行病学的研究确认，白此，这一证据确凿的论断在所有公共领域已成为定谳，可是有5000万美国人仍在吸烟。
哈佛大学教授艾伦？勃兰特关于美国香烟史的著作已然写就。全书思路清晰，资料非常翔实（“关于烟草业，我们所掌握的信息比产业史上其他任何一个产业都要丰富。”），且道德主题明确，可谓是一部杰作。
在书的结尾处，勃兰特写道：“从法律上对大型烟草商进行的攻击几乎无一例外都被挡了回来。这个产业还是毫发无损，并随时准备在国内外大捞一笔。”虽说勃兰特并不喜欢这个结语，但这毕竟是对烟草业何以屡战屡胜所作的第一次全面而又有说服力的阐释。
香烟是迷人的，烟草公司在广告方面出手也很阔绰。到了1950年，美国人每年要吸3500亿支香烟，而且烟草开支在消费者非耐耗品开支中所占比重达3。5％。对于大型烟草商而言，“香烟世纪”的前50年是一个黄金时代。
很显然，这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以前，吸烟年限足以引发致命癌症的男性烟民并不多（女性烟民到70年代才达到这一阈值）。对吸烟与肺癌相关性的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结果也直到1950年才首次公布于众。1953年，六家主要的烟草公司一致表示要全力应对这一研究结果。于是他们一掷千金，发起了一项公关活动，矢口否认有证据表明吸烟与癌症存在因果关系。这一活动很管用，但到1964年就不行了，美国卫生局局长顾问委员会提交的一份强有力的报告实际上证实了吸烟有害健康。
但大型烟草商最终还是逃过一劫。联邦贸易委员会规定每包烟均必须标明健康警告信息，烟草公司欣然应允，但却狡猾地对这一警告信息加以利用——勃兰特指出： “在一个强调个人责任的文化中，吸烟的人会愿意背负自作自受的指责。”许多索赔诉讼也都因此碰了壁。烟草公司还动员自己在国会的众多支持者帮忙通过一项法律，来绕开联邦贸易委员会之类的联邦机构，从而使得国会成为负责烟草监管的唯一实体。在描述烟草游说者无孑L不入的影响时，他说：“国会的立法证实了烟草业的充分准备和战略主导能力。”
尽管如此，烟草公司对于不断有内部人员泄露内部文件一事鞭长莫及，而这些文件则有可能引来灭顶之灾。例如，有文件表明，烟草公司对其内部研究人员所提供的关于尼古丁成瘾性证据视若无睹。内部文件还显示，烟草公司为了保证吸烟者“爽到底”，竟然增加了香烟中的尼古丁含量。
尽管里外不讨好，但烟草业还是一再胜诉。最显著的一次，是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驳回了一项对于烟草业而言无异于灾难的诉讼请求——赋予联邦药品管理局对烟草生产的监管权。烟草业所走的最精明的一步棋则是，它就各州接二连三提起、旨在要求赔偿烟民治病费用的诉讼与各州达成了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