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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得傻了眼，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别人的东西。当围巾还给他时，已经黑乎乎脏得不成了样子。隔天，他又发现他的记事本没了。门外，一群村娃正翻着他的本子认字。那笔记本，竟成了村娃们的教课书。街人还给他时，那上面画满了字迹和图画。他快被气疯了，笔记本能是随便翻看的吗，那上面记载着他和女友的一些来往故事，都是隐私，这要在城市，他可以去告对方一个侵犯隐私权！
再往后，他吃饭的饭碗也成了村人的稀罕物。村人拿着他的饭碗，像是拿着天外来物，翻来覆去瞧着新鲜。一个碗有什么好看的，然而村里却没有这种缸瓷碗，一律都是黑色的，上百年不变的土烧碗。
更让他受不了的事发生了。村人结婚，竟然来借他的被子。说是只在新郎家里摆两天。他真的愤怒了。那是他从县城特地买来的一床花棉被。这怎么可以，再说他又盖什么？村人想到了，送来一床又脏又厚的被子。
他哭笑不得。但还是咬着牙，让村人抱走了他的被子。那一夜，他什么也没盖。他想，他得再去县城买一床被。他想，不然还是快点走吧，这叫什么地方，他简直无法忍受。
一个月后，他习惯了这里的一切。这里就是这里，一切都朴实到家。他要把这一切好好地写进他的报告。谁想，村长来了，开门见山，说乡里给他的每月三百块钱补助，被村里克扣了，并让他写上捐献二字。
这回他真的怒了。乡下人克扣粮款，克扣教师费，克扣抗灾救济金……他都听说过。可村长竟然来克扣他的补助了。还让他写上是捐献。这还有王法吗！他想说不给。可他跟本没有拿到过，看来早就在村长的手里了。
第二天，他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乡里反映克扣情况。他想好了，他的调研报告里一定要真实地写上这一笔。太不像话了！
谁想，乡长的回答更让他吃惊。乡长说，村子之所以同意接纳你，就是因为这三百块的补助费，这是条件。因为你，村里每天得派专人去十里外挑干净水给你喝；因为你，每半月，村里要派人到乡里来给你挑十五斤青菜。这些就算一百五十块吧，剩下的一百五十块，才是村里克扣你的。
他惊呆了，万没想到是这样。一百五十块，怎么可以够一个人每天专门为他挑水喝，又怎么够一个人，每半月为他往返乡里买菜的……乡长却说够了。他们只克扣了你一百五十块，用于村里的办公费。
那天他回村，村长正等着他，手里拿着每月克扣他的一百五十块，是要还给他。他推回村长的手。那一瞬，他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
大雪封山的日子，他病了，村里七个男人轮流抬着担架送他去看病，六十里的山路走了一整天，他想起在旅游区坐过的滑杆，一里地一千块。他悄悄地哭了，这得多少个一千块。
躺在担架上，他觉得他像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小人。他还计较他的围巾、饭碗、被子、笔记本，这一切的一切都算什么，是他该着村里人啊！
本来他以为，他的调研报告写起来该是一件难事，现在他胸有成竹，只要把这一切如实地写上，便是最好的调研报告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62
英雄杨子荣的身世之谜
衣玉华 林运家
周总理的指示
1969年某日晚，北京中南海礼堂。绛红色的平绒幕缓缓闭合，大型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
周恩来微笑着问身旁的美国客人：“大卫先生，您对这场戏评价如何？”
“太棒了！总理先生，简直是太精彩了。这场戏中的杨子荣，就像我们西方的英雄佐罗，他理应受到所有人的敬仰与崇拜！请问你们这场戏中的英雄杨子荣，是戏剧中塑造的呢，还是真有其人其事？”
“真有其人其事，大卫先生。您也许不知道，在我们国家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类似这场戏中的人或事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完。”周恩来严谨的话语中充满着风趣。
“是这样，总理先生，在我们美国，英雄的家人和英雄一样会受到社会人们的敬重，我想到杨子荣家中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家庭养育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好的，大卫先生，您一定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第二天中午，秘书把一份解放军总参、总政联合发来的调查报告交给了周恩来。未等看完，一向沉稳的周恩来便把电报摔在桌上，在屋里踱开了步子，尽管他的面部表情是沉默的，内心却很复杂。近千字的调查报告，复述了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牡丹江军分区某部回电：知道杨子荣的原籍在山东胶东一带，至于详细地址无人知道。这无疑是难以找到烈士的家人，也就是说烈士的身世成了未解之谜。
周恩来心里清楚，对美国客人来说，这绝不只是在寻找一个烈士的原籍，而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声誉和我们这个执政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一个在全国家喻户晓的特级侦察英雄，牺牲得那么辉煌壮烈，对党那么赤胆忠心，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我们竟不知他从何处来，归宿在何处。这怎能对得起烈士的在天之灵？别说无法回答美国客人，就是中国一名普通老百姓问起来，我们也难以交待。周恩来转向秘书，严肃地说：“你通知总参、总政两部，和国家民政部一起，务必在一个月之内寻找到杨子荣的家乡地址和家中的亲人。”
寻找英雄一波三折
杨子荣1945年9月参加胶东军区海军支队，10月随军挺进东北，部队到东北后进行了整编，杨子荣被编到牡丹江军区二团三营七连一排。牡丹江地区匪患猖獗，杨子荣所在部队担负剿匪、保卫土改的任务。1947年2月23日，杨子荣在黑龙江海林县追剿悍匪郑三炮、刘维章等人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海林县上万军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在战争的特殊年代，由于战事需要而化装剿匪工作的特殊性和隐蔽性，致使杨子荣没有给家人写过信，再加上当时部队的人事档案也不甚健全，所以东北烈士纪念馆和海林县烈士展览馆，在介绍杨子荣烈士情况时，不得不笼统地说他是“胶东人”。
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和牺牲所在地人民政府，在肯定杨子荣是胶东人的情况下，也曾多次组织有关人员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广泛调查，但胶东这么大，如同大海捞针，一次次空手而返。
1964年春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和海林县民政部门组成调查组赴胶东调查一个多月，也毫无收获。
周总理的指示坚定了调查组解开杨子荣身世之谜的信心。1969年，第38军、东北烈士纪念馆、海林县民政部门，再次组成了联合调查组，马不停蹄，奔赴胶东。
调查组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确定荣成、牟平、海阳、文登市为重点，走访了两个多月，仍然没有找到一点有价值的线索。后来调查组集中到牟平县研究对策，决定在上述四县广播和张贴寻人启事，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知情线索。
一个星期后，四县共发现了127条线索。调查组把杨子荣的家庭情况、入伍时间、参军背景及外貌特征等打印成文，发往上述四县的50多个公社，请当地民政部门协助查找。牟平县城关公社民政助理员马春英，得到寻人信息后，首先到档案室查阅了解放战争时期牟平县入伍军人登记表，又翻阅了牟平县军属、烈属抚恤登记表，她自然找不到杨子荣的名字。可细心的马春英，在翻阅档案时，没有放过蛛丝马迹，两表对照，发现杨宗贵与联合调查组提供的情况相似。于是便向调查组反映：“你们查找人的身世，很像嵎峡河的杨宗贵！”在此之前的很多年里，杨宗贵家乡的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直至1957年1月，民政部才按照《关于处理军属寻找军人问题的规定》，作为失踪军人处理。1958年11月民政部认定杨宗贵为革命牺牲军人。杨宗贵1945年9月参军，入伍时29岁，参军后一直未给家里通信，家中有老母和妻子。
听完马春英的情况汇报，调查组马上派人奔赴牟平城南10里的嵎峡河村，找熟悉杨宗贵的老人了解情况，结果搜集到的材料与杨子荣有很多相似之处。于是调查组又就近在牟平境内找到当年与杨子荣同时参军现已复员回乡的六位老战士刘延爽、刘世昌、王云明、姜乃明等同志座谈、核对。
调查工作初有头绪，电报请示北京后，又向当年和杨子荣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