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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这家伙，我真是从心眼里讨厌它。”
“说得对。那个大块头，骄傲的不得了，眼里好像根本没有咱们。”
鸽子们发泄着怨气。这怨气本来是出自靠大象的余惠度日的屈辱感，但是谁也不想承认，谁也不说。它们除了说大象几句坏话外，别无良策。
“我们一拥齐上，用嘴叨它怎么样？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来个突然袭击，一定会胜利。”
一只心浮气躁的鸽子兴奋地叫起来，别的鸽子却反对这么做。
“那么硬干不好。要想一个更狠毒更巧妙的办法治它一下。”
于是鸽子们商量起办法来。世上再没有比策划阴谋更高兴的事了。接连几天，鸽子们都专心致志于定计策。不久，妙计终于想出来了。鸽子代表凑到大象眼前，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
“伟大的象先生，只有您才是动物之王吧！”
“是吗？谢谢！”
“尽管如此，可是你只满足于人类的喂养，不觉得可耻吗？”
“这些事我连想也没想过。经你这么一说，觉得也有道理。”
“现在应该觉醒，起来斗争。你比人个头大，力气强，脑袋大，还有长鼻子，怎么也不会输。应该叫人类知道你的厉害。”
鸽子想煽动驯顺的大象起来闹事，然后看着大象怎样被人类治服，借以取乐。这样一来，蒙受更大屈辱的是大象而不是自己了。
但是，这里有一点估计错了：大象比预想的更听话。它认真地考虑了鸽子的意见，头脑清晰了，浑身充满了力量。干是它撞毁了栅栏，跑到街上去横冲直撞，把眼睛看到的，鼻子碰到的东西全给破坏了；一直到挨了几发子弹，一命呜呼才罢休。
这样一来，鸽子们的长期屈辱生活算是结束了，这是值得祝贺的。可是鸽子们在生存竞争十分激烈的其他地方却难以生活。不到几天，就因为饥饿而悲惨地死掉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15
错过的风景
刘西鸿
许多人喜欢讲这个故事：今年1月12日星期五上午7点50分，华盛顿城上班的高峰期，在市中心的地铁站入口，一个头戴棒球帽，身穿牛仔裤的年轻人，走到垃圾桶旁边，往自己的小提琴盒里扔了两个散钱，然后开始拉琴。
这个年轻人是美国人最为骄傲的“自己的小提琴家”约舒亚？贝尔l。此刻他在玩一个《华盛顿邮报》发明的游戏：在43分钟里演奏6首古典钢琴曲，内有马斯奈、舒伯特和难度很大的巴赫的沙康舞曲。闭路电视录像显示，在这43分钟里，有1097人经过，有7人在他面前短暂停留，有27人往琴盒里扔了钱，总收入32美元。唯一一个手提塑胶袋的长裙女子，看来不赶上班，停在约舒亚面前超过一半时间，听到曲终，最后走到他面前，轻声说：“我认得您，在国会图书馆听过您演奏，真是神奇极了！”
约舒亚？贝尔在当今古典音乐界的知名度，大概可以和20岁时的梅纽因相比。简单地形容吧，他的脸比汤姆？克鲁斯还要俊；他的举止比佐罗还要有风采；他的小提琴天赋，用行家的话说，那是“上帝的举动”。
那天约舒亚左臂托着的，是一把1713年手工制作的意大利小提琴，Stradivarius。价值350万美元。这种小提琴在现今世界硕果仅存，尚有几把被精致的钢丝线高高吊起，重重深锁，密封在意大利Cremona的AntonioStrdivarius博物馆的玻璃柜内。还有若干，被世界各地的收藏家或银行巨头锁于地库的保险箱里。约舒亚当天从酒店到地铁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为了小提琴免于严冬的寒风，他坐了出租车。
这个故事一刹那令人流泪，由于它千载难逢的美丽。400年前，J．S巴赫和远房表妹结亲，生下十个子女，在德国那种恐怖寒冷的冬天，一件也没有现在人们享用的所有石油产品如汽车和室内恒温。除了去过意大利，巴赫几乎一辈子没有走出80公里外的任何地方，在自家娃娃们的啾啾吵闹哭笑中，一头油烟地为上帝而作，留下千古不灭的乐章，为我们熟悉的梅纽因、马友友、约舒亚等等，等等无数杰出的英姿艺情，在地球的任何地方永远地演绎着。
约舒亚给那个时刻的人们带来43分钟永不返回的美丽。
可笑的是这个美丽故事经多事者引出至少两个结论：一是指责现代人品位粗糙，古典音乐即使由名家来维持都难以生存；第二是指责人们每天争分夺秒地赶路，匆匆忙忙地到底要干什么去？警告你错过了多少身边如此美丽的风景！
这样的指责实在荒唐可笑。
古典音乐，还有爵士乐等，向来只是香醇美酒，绝不可强迫。这批8点钟在约舒亚小提琴前经过的人，家中就会有约舒亚的巴赫唱片，星期天会穿着整齐，付100美元去教堂听古典音乐。但此刻，绝不停留。
即使约舒亚的位置换了麦当娜、辣妹，或者布兰妮在裸唱，那1097个人因此上班迟到43分钟，那也太过滑稽了。和品位有什么关系？！
《华盛顿邮报》的高人琢磨出的游戏，让英俊好玩的约舒亚玩了一个又费神又费时的游戏。就算有人在“上班”这么烦心的事儿上还这么分心，东张西望地认出了他，最多就惨叫一声：天啊！这家伙一大早来这干什么？！
这场游戏如果必须有个结论，就是不去指责辛苦的现代人。
人们会错过许多美丽的事情。生活原本如此。难道值得计较和追悔？错过了，就罢了。如果所有美丽的事情都必顿足去欣赏个够，那也不叫生活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32
开车别生气
东西
从握方向盘那天起，我句举手对自己庄严宣誓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冒泡！可没想到，刚把车从江南开到古城路，一辆帕萨特（看那横劲就知道是处级以上的坐骑）就故意挤过来，硬生生把我的反光镜刮翻（所幸还可以复位）。当即，我就咧开嘴角，把嘴角挂到耳边，奖给自己一个笑容，赏给自己一句台词不生气。
平时出行，那的士司机明明在你右边，忽地连灯都不打就插到你面前，然后又飘移到别的缝里，反正是见空就钻，有的是力气，怕的是不刮，忙得像织布的梭子。那高大威猛的公交车，轰的一声贴上来，呼的一声斜过去，仿佛拳王泰森在蚂蚁堆里横行，死了都活该，活着的幸运。或者，你正走着，前面的车窗徐徐打开，露出一颗杰出的人头，啪的就是一口痰，活生生对着马路打靶。那些摩托车就啥也不说了，像天女散花，刮你右灯没商量，还塞着耳朵占主道，任你喇叭按的比伊拉克的炮声还响，它也不让开。
还没开车之前，我对的士横行霸道，对公交车的随便碾肉，对摩托车的肆意占道，对开车和坐车的不讲文明，早就憋着一肚子气。但是开车后，哼（冷笑），我就不想再生气了。原因当然很简单，我怕自己一激动，忘了打方向，踩刹车，甚至会付出喷漆的代价。
这么一来，我发觉买车开车对我的写作没一点贡献，愤世嫉俗没有了，主张正义也跑了，活脱脱一个老好人的帮凶，见怪不怪，为了自己的安全竟然无原则的宽容恶人。难怪作家龙应台要呼吁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过去我写文章，也许还能影响几个识字的，现在你就是把半截身子从车窗里伸出来，对着斜插的讲课，那声音也只不过相当于汽车尾气，弄不好脸上还吃拳头。我真是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那些有素养的人也想不出办法来，只能劝自己别恼怒，别发火，文明又不是贝克特笔下的戈多'，它总有一天会来的。
但是我不服气，暗地里思忖为什么会是这样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开车的要么是”爆发户”，要么想成为”爆发户”。他们脑子里这样开会速度是金钱，横着走是本事，抢到客人是真理，挤你是炫耀武力。总之，汽车不是工具，而是印钞机，是家底，是显摆，是阶级，是后台，是排气量，是身份，是牛X，是硬撑，是打肿脸充胖子！远没到玩修养讲文化的地步，不像富裕国家，人一落地家里就有车，耳朵不聋就晓得跑自己的车道，只要脑子不进水就一定用路线和速度来做绅士。
噢，现在我终于进一步明白，以上问题出在贫穷和竞争上，所以，我根本没法生气！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27
父亲的画面
刘墉
人生的旅途上，父亲只陪我度过最初的九年，但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却留下非常深刻的画面，清晰到即使在三十二年后的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