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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打零工。每天一放工，母亲就做了饭菜送到儿子病房。饭菜很简单，而且做得很粗糙，一种菜几乎三四天一个样。男孩从不挑剔，吃了就吃了，吐了就吐了，也不说什么，照样与同病房的人或护士说说笑笑。
这样的家境，这样难治的病，男孩母亲那张脸，便总是愁眉不展，憔悴不堪的样子，跟儿子也没什么话说。有时候男孩的父亲匆匆而来，带一个苹果或者两根香蕉给儿子，又匆匆走了。如果哪一天男孩的父母在病房碰上了，说不了两句话就开始吵。当着男孩的面由小吵到大吵，起初护士上前劝阻，没用。然后把他们请出病房，他们就在走廊上吵，声音还好大。男孩这时候就一句话没有，静静地躺着，呆呆地看天花板。病房里的人问男孩为什么不劝劝父母，他只回答说：“习惯了。”谁要是问多了，他会一改平日的笑模样，拉长脸来跟你急。
有一回男孩的父母又吵上了，吵得还很凶。原因是这天中午，母亲送来的饭菜又是只有辣椒焖白豆腐。男孩那天正发着低烧，没口味，就说：“妈，我想吃空心菜，绿油油的看着就想吃。”母亲说道：“以后再吃吧，空心菜现在贵得很，我们吃不起。”这时，男孩的父亲来医院交药费，正好到病房听见了，就叫男孩的母亲马上去买空心菜，回家做好了送过来。做母亲的不仅不肯去买空心菜，还像炸药一样被点着了，嚷嚷着说：“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呢？我们累死累活挣这点辛苦钱都交给了医院还不够，还欠了好多债呢！还想吃时令小菜？三块多钱一斤够我买好几天的菜了。省省吧，空心菜以后有的是！”男孩的眼睛红了，其实他从不开这样的口的。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还病得很重呢！做父亲的就掏出5元钱塞给那个母亲，母亲不接，两人又大吵……
五月的一天，男孩把父亲和母亲叫到了病房。男孩躺在病床上，指着衬衣上的扣子问母亲：“妈，你看这是什么？”母亲有点奇怪地说：“这能是什么？这是扣子呀！”男孩又问父亲，父亲同样回答说这是扣子。男孩轻叹一口气，随即又笑了，说：“妈，爸，你们记住了。我，就是这一粒扣子，妈是右边一块衣襟，爸是左边一块衣襟，因为我这粒扣子，把你们连在一起了。如果以后这粒扣子不在了，没有了，你们就分开过吧。”母亲顿时就抱着男孩哭了起来。但是，哭有什么用，男孩几天之后便死了。
两个月以后，男孩的父亲和母亲离婚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3期P09
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张爱玲
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纷纭，刺眼，神秘，滑稽。多数的年青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那么，索性看个仔细罢！
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观光一番罢。有了惊讶与眩异，才有明掺，才有靠得住的爱。
为什么我三句离不了京戏呢？因为我对于京戏是个感到浓厚兴趣的外行。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罢？我单拣了京戏来说，就为了这适当的态度。
登台票过戏的内行仕女们，听见说你喜欢京戏，总是微微一笑道：“京戏这东西，复杂得很呀。就连几件行头，那些个讲究，就够你研究一辈子。”可不是，演员穿错了衣服，我也不懂；唱走了腔，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坐在第一排看武打，欣赏那青罗战袍，飘开来，露出红里子，玉色裤管里露出玫瑰紫里子，踢蹬得满台灰尘飞扬；还有那惨烈紧张的一长串的拍板声——用以代表更深夜静，或是吃力的思索，或是猛省后的一身冷汗，没有比这更好的音响效果了。
外行的意见是可珍贵的，要不然，为什么美国的新闻记者访问名人的时候总拣些不相干的题目来讨论呢？譬如说，见了谋杀案的女主角，问她对于世界大局是否乐观；见了拳击冠军，问他是否赞成莎士比亚的脚本改编时装剧。当然是为了噱头，读者们哈哈笑了，想着： “我比他懂的多。名人原来也有不如人的地方！”一半却也是因为门外汉的议论比较新鲜戆拙，不无可取之点。
然而为了避重就轻，还是先谈谈话剧里的平剧罢。《秋海棠》一剧风靡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
紧跟着“秋海棠”空前的成功，同时有五六出话剧以平剧的穿插为号召。中国的写实派新戏剧自从它的产生到如今，始终是站在平剧的对面的，可是第一出深入民间的话剧之所以得人心，却是借重了平剧——这现象委实使人吃惊。
为什么京戏在中国是这样的根深蒂固与普及，虽然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毫无问题的？
《秋海棠》里最动人的一句话是京戏的唱词，而京戏又是引用的鼓儿词：“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烂熟的口头禅，可是经落魄的秋海棠这么一回味，凭空添上了无限的苍凉感慨。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美丽的，精辟的断句，两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日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新的事物与局面上。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接地说话的。而仔细想起来，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适的成语来相配。替人家写篇序就是“佛头着粪”，写篇跋就是“狗尾续貂”。我国近年来流传的隽语，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语的巧妙的运用。无怪乎中国学生攻读外国文的时候，人手一编“俗谚集 ”，以为只要把那些断句合文法地连缀起来，便是好文章了。
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着活跃的演出（历史在这里是笼统地代表着公众的回忆）。假使我们从这个观点去检讨我们的口头禅，京戏和今日社会的关系也就带着口头禅的性质。
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标准的形势——丈人嫌贫爱富，子弟不上进，家族之爱与性爱的冲突——“得意缘”，“龙凤呈祥”，“四郎探母”都可以归入最后的例子，有力地证实了“女性外向”那句话。
《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
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
他不给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难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没这福分。可是薛平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京戏的可爱就在这种浑朴含蓄处。
《玉堂春》代表中国流行着的无数的关于有德性的妓女的故事。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可见她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了道德。现代的中国人放弃了许多积习相沿的理想，这却是一个例外。不久以前有一张影片“香闺风云”，为了节省广告篇幅，报上除了片名之外，只有一行触目的介绍：“贞烈向导女。”
《乌盆计》叙说一个被谋杀了的鬼魂被幽禁在一只用作便桶的乌盆里。西方人绝对不能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份搀杂在一起——除非编戏的与看戏的全都属于一个不懂幽默的民族。那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态度，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所以乌盆里的灵魂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对之只有恐怖，没有憎嫌与嘲讪。
“姐儿爱俏”每每过于“爱钞”，于是花钱的大爷在“乌龙院”里饱尝了单恋的痛苦。剧作者最可悲的便是他没话找话说的那一段：
生：“手拿何物？”
旦：“你的帽子。”
生：“嗳，分明是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