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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个国家展开了慈善救济活动。
阿贝的亲属和“埃莫国际”成员在葬礼上宣读了阿贝写下的一段话：“真正的和平缔造者，是那些皈依于普遍良知的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37
“奔奔族”：网络、成名与个性●李丽虹 宋兴川
2006年一则题为《“奔奔族”（1975～1985年出生的人）一中国社会压力最大、最水深火热的族群》的帖子引爆各大网站论坛社区。文中指出：“奔奔族”既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青春力量”，又是“中国社会压力最大的族群”；他们身处于房价高、车价高、医疗费高的“三高时代”。“奔奔族”一词，源于他们“一路嚎叫不停地奔跑在事业的道路上”。
特殊的网络族群
作为当今社会最时髦的族群，“奔奔族”与曾经成为时尚的“布波族”有明显的差异。“布波族”是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这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阶层的矛盾综合体，他们既讲究特质层面的精致化享乐，又极力标榜生活方式的自由不羁与浪漫主义。“奔奔族”则是指那些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正处于奔波、奔忙状态的年轻一族。与功成名就的“布波族”相比，“奔奔族”率真坦诚，不拘传统，蔑视权威，独立思考，个性张扬。他们对“布波族”的所谓小资情调嗤之以鼻，而追求休闲、适合自己的生活格调，如穿着打扮不追求所谓名牌，而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对于“布波族”身着名牌，讲究情调与格调的生活方式，“奔奔族”认为那只是一种面具化的生活。
除了这些不同外，更为重要的是，“奔奔族”是因为网络而出现的族群，又是网络中最大的族群；他们通过网络交友、谈恋爱，以及获得成名和财富，网络在他们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他们自诩“为网络而生”。
掀起网络致富狂潮
“奔奔族”诞生于网络盛行的年代。他们借助互联网，遵循“零成本创业”，即一台电脑、一个人、一根上网线，就是他们互联网创业所需的全部投入。他们利用网络的草根优势，有的依靠创意和激情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如戴志康、李想、邓迪、高燃等一大批年轻的网络富豪；有的依靠网络恶搞而迅速蹿红，如芙蓉姐姐、天仙妹妹、后舍男孩等一批网络名流，他们利用网络恶搞，无视他人的“笑骂”，“只要混个脸熟、赚足人气，银子就会有人送上门来”。
随着社会上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多，“奔奔族”一夜成名的愿望空前强烈。他们认为，网络是公平的，不管你是富家公子还是杂草杉菜，只要你狂放张扬、特立独行，你便能成名在望。这是一种典型的先成名后获利的成功模式。不少“奔奔族”特立独行的目的就是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奔奔族”毫不讳言个人一宿成名的野心和一夜暴富的梦想。对媒体的批评和评价，“只要不违背法律，就会以十二分的热情去创造金钱。”所以，网络成就红人的频率，从刚开始的每年一两人，到后来的两三月一人，最后发展到现在的一月数人。在网络成名不断提速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种仅限于对内心、对观念的表达，更多涌现的是“奔奔族”无限的物质渴望。
注重现实的享乐
绝大多数的“奔奔族”是独生子女。他们认为“物质享乐是人生自然的选择”。在讥讽布波族“小资”生活的同时，“奔奔族”却不愿因金钱的窘迫，给享受打折扣；舒适的住房、奢华的婚礼、品牌汽车等高品质的生活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多数“奔奔族”来自普通的家庭，因不愿做“啃老族”成为“奔奔族”。虽然，通过信用卡、银行按揭等理财方式，“奔奔族”能够提前享受体面的物质生活，但不少人却由此成为“房奴”、“卡奴”、“月光族”。超前消费的代价是拼命加班、身兼数职，以及为保持竞争优势而不断地充电学习；追求物质享乐的代价是透支健康，导致亚健康状态。甚至“过劳死”。为此，“奔奔族”不得不在压力的夹缝中学会享受生活，自驾游、拓展训练等一些高消费的休闲方式成为许多“奔奔族”的最爱。
对于许多“奔奔族”女孩，“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成为她们追求物质享受的捷径。2006年成都市有一位中年千万富翁公开在社会上征婚，应征者趋之若鹜，其中不乏一些在校的、甚至名牌大学的女大学生。有的女孩为了加强自身的竞争力，甚至不惜花大把的钱整容。“现实比较不美丽，嫁个有钱的老公胜过自己十年的奔波”是时下不少“奔奔族”女孩的想法。
以自我为中心
“I am what I am！”是“奔奔族”奉行的信条。“奔奔族”多数人自视甚高，背弃传统，藐视权威，追求个性解放，恶搞、叛逆、张扬便成为“奔奔族”利用博客展示自我、彰显自我的主旋律。一大批“奔奔族”的领军人物的座右铭，更是把这种张扬自我表达得畅快淋漓，如郭敬明言：“如果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令其疯狂，可我疯狂了这么久为何上帝还不把我毁掉？”韩寒说：“评论家和批评家看出来的东西，我们基本上可以不理会。”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传统的美德在“奔奔族”人生辞典里则是墨守成规的同义词。“我的地盘我做主”是“奔奔族”的口头禅，“我行我酷”，是他们的行事法则；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快乐是生活之本”是他们的追求。失恋、血拼、旅游计划都可能成为他们辞职的理由；不受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在网络上肆无忌惮地宣泄，恶搞……想做就做，想说就说；冒险和刺激是他们的兴趣、爱好之所在；责任、规则对“奔奔族”来说没有“开心”、“好玩”、“喜欢”重要。
对待婚姻和家庭，很多“奔奔族”都缺乏承担困难的勇气和耐心；对待孩子，有的“奔奔族”心甘情愿地做不要孩子的“丁克”家庭，有的即便是做了父母却没有真正进入父母的角色。其原因一方面是忙于生活的奔波没有足够的精力；另一方面是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意承担家庭的责任。
“张扬”与“另类”的背后
对于“奔奔族”现象，有人说：“不过是网络一次热闹的概念炒作而已，是奔奔族矫情的自怜自慰。”虽然这个词汇产生于网络，但是之所以能够盛行于网络，是因为几乎每一个看到这个词语的青年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不能否认，扩大到现实社会中，这个词真实地反映了生于70年代后这一代人的群体生存状态。在理想、家庭、事业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们却身处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经历着高考、住房、医疗制度的改革，在诸多的社会压力下，毋庸置疑，历史赋予“奔奔族”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而让他们面临更多的挑战，承受更大的压力。
也有人说“‘奔奔族’信仰缺失，精神沙漠化，中国传统文化缺失，是精神迷茫的一代”。的确，从他们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种仅限于对内心、对观念的表达，涌现更多的是“奔奔族”对物质无限的渴望。然而在责备他们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这代人自出生之日便站在奔跑的起跑线上，自幼儿园起各种补习班到大学里各种考证热是多数“奔奔族”的成长经历；在价值观形成之时，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他们接触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提供了便利的物质条件。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在不断奔跑的人生道路上，“奔奔族”无暇思考和反省。社会在为青年一代创造更加富足的物质条件的同时，更有责任为他们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
还有人说“‘奔奔族’是被宠坏的一代”。与生在经济困难时期，读书赶上“文革”，工作遭遇“下岗”的父辈们相比，“奔奔族”无疑是幸福的；与“又红又专”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的上代人相比，“奔奔族”也有更多追求成功的模式和选择发展的方向。但是在呵护中茁壮成长的同时，他们也背负着父辈们太多的期望。当我们劝勉他们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要自强自立的时候，要承认他们正以其独特的方式体验社会、实践人生，正以不同以往的新鲜的青春活力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刘翔，姚明，郎朗……2005年10月，李宇春成为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人物。
“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