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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忽然想放自己一天假不写稿、不看书，可巨大的孤独感竟然像海潮般向我袭来，我手足无措，觉得自己像一艘没有锚的孤舟。
我开始问自己，我一个人时选择读书、写作，是在享受自由呢？还是变相地借读书、写作来让自己忙碌呢？
这时的惶恐使我体会到，原来一直以来我是借着读书和写作让自己回避孤独，拒绝面对自己。不然我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
“什么都不做”却又保持清醒而宁静，原来是最困难的。因为害怕自由，所以我们沉浸在自己并不喜欢的习惯里，被自己憎恶的关系肆意捆绑。
如果切断这些牵绊，我们该如何才能让自己镇定下来，去面对来势汹汹的自由？
纪伯伦说，自由是人类枷锁中最粗的一条。我不知道，他的体会是否正是我的感觉，我是否因害怕自由而自愿成为奴隶？
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在他的夏日日记中描写寻找羊群的经验，写的不只是羊，还有害怕自由的人类：
“我找到羊群时，发现它们害怕而沉默地缩在一起。显然它们已在这儿待了一个晚上又一个上午，根本不敢出去觅食。它们虽然逃离了桎梏，但就像我们所知的一些人一样，反而对获得的自由感到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似乎还很高兴能回到原来熟悉的牢笼中。”
是因为害怕自由，才使我们日复一日地过着不想过的日子，又或是不太甘心却又有点情愿地把自己交给忙碌呢？
很多人过完一辈子，一生中真正自由的时间，却少得可怜。
我试着在行程表里清出一些空档，让自己有时间体会无所事事的乐趣——我也不想一直与自由为敌，抗拒它的亲善访问啊！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2期P33
知识分子的骨气游宇明
闲来读书，翻到一段史事。
1940年3月初，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补选继任院长也就成了当时中研院的一件大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先生有一篇文章介绍：中央研究院院长的选举规则是先由学者组成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投票推荐3名候选人，再由民国政府从中遴选任用。学者有院长候选人的推荐权，但无任命权；政府有院长的任命权，却只能在学者推选出的候选人中作出选择，两者彼此制约，目的是为了保持学术与政治的平衡。当时，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在学界呼声最高，这些人既是著名学者，又与政治关系密切。正在大家左右为难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下一条子，明确要大家“举顾孟余出来”。顾孟余曾是汪精卫反对蒋介石的“改组派”骨干，1938年底汪精卫投敌叛变，顾孟余力劝无效，即坚决脱离汪精卫阵营。蒋介石想让他出任中研院院长，一方面因其曾任北京大学德语系、经济系主任、教务长和中山大学校长，算是学界中人，二则要表示自己对“政敌”的宽宏大量，树立个人名望。然而，老蒋这种无视既有的游戏规则的行为，引起了学者们的强烈反感，在1940年3月23日中研院院长的正式选举中，翁文灏和朱家骅各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4票，顾孟余仅得1 票。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前3人呈报给国民政府，由于此事牵涉到各方矛盾，蒋介石一直犹豫不决，直到那年9月才圈定朱家骅。
我对当年的学者们深怀敬意！老蒋是军阀出身，其强人意味非常浓，然而这些学者却敢于对抗蒋介石的无理“指示”，把他相中的人赶出学术权力圈，这是很不容易的。
一件事出现某种意外的结果必有许多原因，我没有更多的这方面的材料，只能展开猜想。猜想一：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学者如果都喜欢做顺民，则“领导”下了指示，顾孟余的选票一定会像喷泉一样嘟嘟往上冒，只有“刺儿头”比较多、这些人又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出现上述那种结果。猜想二：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有可能不由上级直接指派。如果副院长是上面直接指派的，上级的喜怒哀乐立马关系到他的乌纱帽，他必然会与一般的学者发生巨大冲突，并且会以种种或明或暗的手段阻止有损于上级权威的方案通过。猜想三：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那些学者学术成就肯定非常杰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学术就是他的底气，是其精神的骨骼，如果一个人只是依傍权势阶层获得现有地位，他会潜意识地充当权势阶层的顺民，而不太可能在关键场面与越位的权势人物针尖对麦芒。
知识分子的骨气一向是一个话题，中国有以吏和士大夫为师的传统，先人有言：士大夫之耻，乃为国耻。然而，古往今来，在非正义面前；知识分子既有表现出凛然气节的，也有奴颜卑膝的。要让知识分子保持应有的骨气，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修养固不可少，社会给骨气一片最低限度的成长土壤也同样重要。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2期P45
这庸常的幸福，我喜欢易水寒
１９２３年，曹佩声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读书时，和已经成名的胡适发生了爱情。两人诗文唱和，甚是相得。胡适回到北京，向发妻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抄起菜刀要抹脖子，吓得胡适再也不敢提这个茬。江冬秀勇于捍卫自己的权益，任何方式都无可厚非，可惜了这眉清目秀的曹佩声，望穿秋水，等来的是胡适先生无奈的叹息。开始时两人还不断往来，后来由于局势动荡，他们如同海上漂泊的小船，数次擦肩而过，但终不得相见。１９４８年底，国家内战正酣，人物分崩，胡适到上海探望曹佩声，留下一句让人无限唏嘘的“等我”，便飞到了海峡对岸，从此天各一方。曹佩声给胡适的信中写道：“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遇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胡适则念念不忘自己写的诗：“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曹佩声终身未嫁，１９７３年，她在孤独寂寥中离开人世。临终前曾要求将自己埋葬在安徽绩溪一条公路旁，那是通往胡适的家乡“上庄村”的必经之路。曹佩声希望有一天胡适归来时，能在自己的坟前驻留片刻。虽阴阳已相隔，但心亦有灵犀。可她哪里知道，海峡对岸，胡适早已死去了整整１０年！
贯穿他们爱情始终的，就是一个“等”字。
席慕容在《一棵开花的树》中写道：“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梁山伯死后，葬在迎娶祝英台的路旁。祝英台从此经过，慨然投入坟中，和心上人一起化作了蝴蝶。这苦涩的“爱”，无论等来的，还是落空的，都如此让人揪心。
我掩上书，在昏黄的台灯下看到妻子睡得正香，脸上表情很安详。我忍不住低头轻轻吻了她一下，手中握住的这庸常的幸福，我喜欢。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2期P38
枣木匣子兰守轩
这是一个老式的枣木匣子，八个角上分别镶着薄薄的铜片，匣面光滑得出奇，足可映出她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一颗浑浊的泪滴顺着眼角的皱纹滑落下来，最后滴在枣木匣子上，逃也似的躲进铜片与木片的缝隙里。
她终于能够将手从容地伸到匣盖上了，她也能够问心无愧地打开匣子了，因为她完成了母亲的遗愿，送走了白发苍苍的继父，留下了孝女的名声。而她自己呢？她为了这一刻的来临苦苦等了十年。
这个匣子里面，藏着她的身世：亲生父亲的资料。
十八岁那年，她才知道自己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那天她正在屋里温习功课，父亲喝得醉醺醺的闯回家里，冲母亲吼着：“我他妈过够了！整天为别人的孩子拼死拼活……”母亲赶忙说：“你这是干什么？小点声，别让孩子听见了！”但她还是听见了。“别人的孩子？是我吗？”她猛地推开房门，看到的却是母亲无比惊恐的眼神。父亲猛地清醒过来，一脸的尴尬。
她疯了一般冲出家门。
她出走了两个月，但还是回来了，因为她要亲口问问母亲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在出走的日子里，她也曾经天真地想过，父亲是个见义勇为的武警战士，在执行任务时光荣牺牲了；或者父亲是个恶贯满盈的歹徒，已经被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