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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僻静的马路，继父经常在马路边的一棵紫荆树下等她。
那天晚上，她下了晚自习后，如往常一样在校门口见到了继父。继父见到她，很高兴地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家小卖部，冲她比划着手势，说天气热，你想吃冰激淋吗？她微微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继父高兴地让她在那里等他，自己把自行车一搁，兴冲冲地往小卖部跑去。
犹豫了几秒钟，她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本数学课本，低头翻看着。她感觉到异常的时候，一辆车已经东扭西歪地向她冲了过来。
一瞬间，她呆立着不知所措，想要拨腿逃跑，双脚却重如灌铅，然后，她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了出去，跌倒在几米远的地方。她爬起来，赫然看见继父倒在了她刚才的位置上，鲜血汩汩地流了一地。
在继父的病床前，她第一次在他面前哭得一塌糊涂。继父笑着让母亲拿过纸和笔，写道：“丫头，不哭，一定要听话，只要你好好活着，我就对得起你爸爸和妈妈了。”
她哭得愈发厉害，心想，我以前在他面前真的太不听话了。
继父后来成了腐子，不仅不骑自行车了，而且转成了文职警察。但是这时她开始喜欢用纸笔与继父交流了，有时，母亲与继父使小性子，她总会偷偷给继父支招怎么哄母亲。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和母亲一起，搀着他的手臂去逛公园、逛街。
四
继父去世的那一年，她二十二岁。
继父是在一次坐公车时，见义勇为捉小偷，被小偷的同伙在他回家的路上，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偷袭，用小刀一刀刺中心脏的，待行人发现把他送到医院时，他已经不行了。那时她刚刚大学毕业，正在别的城市实习，准备实习完后回到母亲和继父身边工作。
她赶回来时，母亲早已哭得不省人事，家里的一切都是年老的外公外婆在打理。见到她回来的那一刻，外婆外公哗哗地流着眼泪。她没有哭，也没有眼泪，她镇静地安排了一切的后事。
但是，在把继父送进火葬场的火炉时，她想起十七岁那年，在校门外的紫荆树下的自己，想起继父那年在纸上写的一句话：“丫头，不哭，一定要听话，只要你好好活着，我就对得起你爸爸和妈妈了。”她突然心痛的无法自禁，就像当年母亲扛着煤气罐摔倒不省人事的那一瞬间，那时候，她才哭得晕倒在地上。
小偷的同伙后来被继父的同事捉住并判了死刑。这当中，她认识了其中一个办案的年轻警察，他像继父一样，身材高大，为了她特意学了手语和唇语。扛煤气罐、修水管，甚至洗碗，男友总是咧着一张嘴，愉快地包办了。
再后来，她和男友结婚了。她把继父送给她的电子手表带到了自己的新房，把它擦得锃亮地放在客厅的酒柜上。丈夫问她是哪里来的古董。她说，是我爸爸送我的。丈夫又问，你有两个爸爸，是哪个呵？
张红兵爸爸。她拿过一张纸，一笔一划认真地写下这几个字。
五
母亲仍然守着她的老房子。
有一天，她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去看望母亲，发现母亲拿着一本相册坐在阳台上凝神细看。
是母亲和继父的结婚照。
她站在母亲的身后，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是的，在她和母亲的似水流年里，她们都碰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但是，只有其中一个叫张红兵的男人，左右了她和母亲的似水流年。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20
我邂逅的名人●张慕飞 口述 ○汤礼春 整理
谋面张学良
1970年的一天，于斌主教因病住进了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我这个曾受恩于主教大人的教子，自然在病房里陪护着他。那天下午，于斌主教躺在床上休息，我则坐在帷幔外面守护着他。这时，一个老人走了进来，也没跟我搭话，径直来到帷幔后，在主教大人的床前跪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主教大人醒了，大概发现有人跪在床前，便问：“是谁来看我呀？”老人这才开口说道：“主教大人，张汉卿为你祈祷求福！”
主教大人忙说：“不敢当！不敢当！”
张学良摸摸主教的手，然后站了起来，又一言不发地出去了。
这是我在台湾唯一一次见到张学良，但却没机会跟他扯上几句，也许那个时候张学良尚不便与人多言吧！
帮沈鸿烈一把
1957年的一天，我到台北陆军总医院检查身体，来到X光拍片室门口，见到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正坐在一个轮椅上。大概他也是等着拍片的，可他身边却没有一个护理人员。我正奇怪他是怎么独自一人来到拍片室门口的，这时拍片室门开了，工作人员对我招了招手说：“把他抱进来。”
大概那工作人员把我当作了老人的亲属。老人也不解释，我自然也不会辩解，便上前把老人抱了起来。就在我把老人抱到拍片台的时候，我从他的衣领上看到“沈鸿烈”这个名字。
“你就是海军元帅沈鸿烈？”我诧异地问。
老人笑笑而已。
我走出拍片室时，全身冷冷的，感受到了人生晚年的凄凉。
我给蒋纬国写的第一封信
我和蒋纬国交往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们之间往来的信件可以说已经数不清了，但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给他写信的来由。
那是在1941年，胡宗南将军设在西安东仓门的办公大院里，聚集了一批青年才俊作为他的特别幕僚。经人约邀，我和成家复同学也来到了这里。胡宗南的侍从副官熊向晖是这里的半个主人，在这里我们还认识了马蒙、马大恢、金古铭与蒋纬国。
蒋纬国没有一点显贵弟子的架子，随和而风趣。他对我投考黄埔军校报效祖国的志向十分赞同，特别是当他得知我为报国的决心，将名字“富民”改作“慕飞”（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更为赞赏。后来在台湾，有一次，我看见他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才知道我们都向往岳飞那样的志节。
1942年，我考上了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18期。1944年毕业后分到陆军第27军当上了担架排排长。毕竟我是黄埔军校科班出身，我渴望能拿起枪杆上前线，去和日本鬼子厮杀。正在我苦恼之际，全国掀起了一场青年知识分子从军抗日的运动，蒋介石为支持这一运动，特地把蒋纬国也派到了青年军。当我从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刻给蒋纬国去了一封信，表述了也想参加青年军的愿望。
信发出后，我并没有作多大的指望，我想：我和蒋纬国只是一面之交，又已过去了三年，说不定他早已把我忘了！谁知半个月后，即1944年冬，我所在的27军突然收到蒋介石侍从室的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奉委座谕，贵部张慕飞少尉即向青年军206师蒋纬国营报到。”
我如愿以偿，兴奋地即刻整理行装来到汉中，向蒋纬国营报了到。蒋纬国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好！我们从此在一起了！”
就这样，我成了蒋纬国手下的一名排长，并且开始了和他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28
我的难堪，你的尴尬●安 宁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不识字，也无法带给我任何的荣耀。我年少的时候因为成绩出色，被保送至市里读最好的中学。就是在那时，我开始借外人的视线，审视自己卑微的出身，和父母粗鄙的言行无意中给我带来的重重烦恼。
一
记得读高一那年，我与一群人正在走廊里说笑，母亲突然就走过来。我先看见她，却并没有立刻迎上去，而是在母亲的东张西望里尴尬地低下头。我正试图在人群的掩护里逃开时，却被母亲给兴奋地抓住了。我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任由母亲紧紧地拽着胳膊，说着琐碎的家长里短。
原本那亲密无间的一群，此刻陡然就与我有了距离。母亲起了毛球的线衣，土得掉渣的方言，一声又一声唤起我一直羞于对人提起的乳名，手里提的大袋的手工煎饼，无一不让周围的人觉得好奇且热闹。这像是一场精彩的戏剧，台下的人纷纷在我们的表演里笑成一团；而台上饰演小丑的我却是在拼命的蹦跳里，忽地生出一种几乎将自己吞噬掉了的无助与悲哀。我在喧哗嘻笑里并没有记清母亲说过的话，也忘了母亲是求人才搭了顺路车来专门看望我，且将一肚子的话絮絮叨叨倾诉给我；我只是清晰地记住了那些外人的“关注”，和走廊里疏离的歌声与打闹。
此后我便再也不让父母去学校看我。我宁肯浪费宝贵的时间，将不小心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