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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说：“他们一般不和城市的孩子在一起玩，一方面，他们住在城乡结合部，都是农民工聚居的地方，城里人本身就少；另一方面，他们对城里人有着一种本能的戒备心理。上学期，我布置了一篇作文《记一次我最……》有个女生写了一篇《记一次我最伤心的事》，讲的是原来的打工子弟学校被查封的过程。说他们正在上课，警察带着一批人进了校园，把学生和老师集中在操场，把教室当场给封了，同学们哭成一团。文章的结尾，学生这样发问：为什么要查封我们学校？学校查封了，我们去哪儿上学？学生的作文中，还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句子：‘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可是我不敢到公园去，那是城里儿童的节日。’‘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不让城里人看不起我。’”
李冰说，我们成年人还有辨别能力，但孩子的心灵是单纯的，如果他们从小在心中对城市、对我们的社会打下这样的烙印，将来要改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悲
每当我看到一些学生家长以摁手印代替签名时，总感到一种悲哀。上一代因贫困而成为文盲，因文盲而更加贫困，这种恶性循环不能在下一代身上继续，中华民族的振兴要靠全民族所有的人。
———石景山区黄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陈恩显
按照“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的部署，2004年，“希望工程农民工子女助学基金”将资助北京2000名家庭贫困农民工子女和已经失学的农民工子女。这个计划要帮助的，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子女。或许是宣传力度不够，或许是“社群隔离”，一个星期过去了，居然没有一个北京市民打进热线电话说：“我认识一个农民工孩子，他需要帮助。”
中国青基会的工作人员，曾随意询问了一些市民，回答是：“没想过这件事。”“农民工肯定很苦，具体情况不了解。”“北京有那么多学校，还能没农民工子女上学的地方？”“那么多农民工孩子到北京上学，不是来侵占北京孩子的教育资源吗？”
中国青基会决定加大宣传力度，联合北京青基会和《新京报》，联合推出“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公益助学活动。一时间，中国青基会、北京青基会和十所打工子弟学校的申请热线电话，铃声不绝。
当日，8岁的胡玉蕊在父亲的带领下，从十几里外赶到昌平区马池口镇的赛伯打工子弟学校，填写了申请资助报名表，渴望能够得到资助，重新回到学校。
胡玉蕊来自内蒙古太仆寺旗，由于干旱等原因，连续几年家里收成甚微。一年前，胡玉蕊从村小学辍学，随母亲来到在北京打工的父亲胡登云身边。4年前，胡登云来到马池口镇后，一直在村里菜地打短工。胡玉蕊的母亲患有肠结核，每月除了生活费、房租后所剩无几。胡登云说，得知“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消息后，他便带着孩子匆匆赶来了。
我翻阅了中国青基会申请热线电话的记录，每一个电话都是一种倾诉，都是一种渴望：
我叫刘传利，前年来北京，现在岳各庄卖菜，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元。我孩子刘涛，已经9岁了，原来在河北老家念了一年书，去年跟他妈来北京，联系了几所小学，都没念上书。孩子再也不能耽误了，请你们帮帮忙。
我叫张丽，在中关村卖水果。有个女儿叫王小小，原来在一所打工小学读三年级。去年夏天，孩子爸爸摔了一跤，把腿摔断了，住了半个月医院，欠了5000多元债，现在还在家歇着。她爸爸一倒，小小只好休学回家，帮我看摊。想想孩子这么小就不读书了，做母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思
我们从来没有把外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看成是一个包袱，而是把它当成全市基础教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深圳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杨尊政
深圳是农民工最密集的一座城市。按照户籍管理制度，深圳将常住人口分为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至2003年，深圳的户籍人口为170万，非户籍人口则高达1000万。
在农民工最密集的深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现状如何？深圳市政府是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的？
在采访过程中，我非常想采访北京市有关教育部门——作为北京市官方的教育机构，他们掌握的情况应该是最全面的，材料也应该是最权威的。但是，我的几次要求，都被教育部门的官员婉言拒绝了。或许是“碰钉子”碰怕了，这次到深圳，我甚至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凭着我们单位开的一张介绍信，我在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龙岗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畅通无阻，受到热情接待。
面对大量外来农民工子女涌入城市，如何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南山区教育局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主任蓝万兴的观点是：“每个城市，原先都有它的布局，包括中小学的设置。现在，突然涌进这么多的外来农民工子女，肯定让城市的教育部门措手不及，一般来说，政府很难拿出大量的资金，筹建大批学校，招聘庞大的教师队伍来为他们服务。退一步说，即使城市有这种能力，将来外来农民工一旦减少，势必又会有大量学校空置，造成国家财产浪费。”他说，大力支持民办教育是唯一的出路。民办教育可以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办学机制十分灵活。筹办一所公办学校，从论证、立项到报批，拿到资金开始盖学校，还得找教师，没有两三年下不来。民办学校就不一样了，筹资渠道多，教师网上招聘，随叫随到；没有校舍，可以租用工厂厂房。快的，三五个月一所学校就办起来了。蓝万兴认为，我国的民办教育还缺乏发展的好环境，虽然《民办教育法》已经出台，但各级政府还是不够重视，或者说是口头上重视，实际上并不重视。我们这么个大国办教育，让民间资本进入很重要。
近3年，深圳市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向全市民办中小学投入办学经费近30亿元。目前，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68万，其中非户籍学生46万。全市25所民办中小学将89。2％的名额提供给了非户籍学生，共接纳了25万人。
1。2亿农民工，带着近2000万流动儿童走进城市，而且，随着流动人口政策的宽松，这个数量还会不断放大。他们受教育的状况的确没有理由不引起高度关注，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前途事关国家的未来。
在贫穷、隔阂和受歧视中长大的孩子，将来会以怎样的心态和行为，来对待城市、城里人和我们这个社会？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每个城市都要碰到的问题。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对每个城市的一种考验。
天鹅总会展开翅膀●雪小禅
第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闭幕，最佳女主角居然是84岁的金雅琴，半月之后的东京国际电影节，她再获殊荣，仍然是最佳女主角。记者采访她，她笑言自己，演了《我们俩》才知道怎么演戏，也许我真正的演员生涯80岁以后才开始。
我不禁笑了。老人的这种心态多么美妙啊。周围的人总是说自己老了，学东西太晚了，什么都记不住了，招聘会上，35岁以上的人基本就是中老年系列了，哪有她的豁达？
金雅琴是位老演员，演了一辈子戏，却没让人记住。84岁时，她在《我们俩》中扮演一位刁钻古怪的老太太，把房子租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和女孩子由开始的敌视变成祖孙般的亲情，非常感人，让人几次落泪。金雅琴拍这个戏很难，耳朵听不到，眼睛也看不清，什么时候开拍她甚至也不知道，于是她就让导演举一面小红旗，红旗一落下就开始演——片子一点点地拍出来了，老人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所有人。
这部戏之后，她才被人熟知欣赏。她也说，自己的演员生涯从80岁开始。
我总觉得自己不再年轻，总觉得在单位应该享受更好的待遇，在“80后”的那帮女孩子们面前倚老卖老，总嚷这儿疼那儿疼，和84岁的金雅琴比起来，我还是小孩子啊。连她都认为自己的人生才刚开始，我怎么还敢给自己找各种借口？
去年夏天，我就想报班学芭蕾舞，因为少年时一直特别崇拜那些跳芭蕾舞的女孩子，总想变成其中一只小天鹅。可是我到了学校，看到那期芭蕾舞班的学员，最大的只有15岁，我简直是羊群里的一只骆驼，还不让人笑死？买好的鞋和衣服都放到了箱子里。
但现在我想去了。
周日去报名，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