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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无端地暖和起来……
后来，在草原深处，无数的夜晚，当他躺在帐篷里睡不着的时候，他会想起她的笑来，那个陌生的、柔美的声音，成了他牵念的全部。他想起她要看的格桑花，他想，无论如何，他一定要好好活到明年春天，活到格桑花开的那一天，他答应过她，要给她寄格桑花。
这样的牵念，让他九死一生。那一日，大雪封门，他患上了重感冒，躺在帐篷里奄奄一息。同行的人，都以为他撑不过去了。但隔日，他却坐了起来。别人都说是奇迹，只有他知道，支撑他的，是梦中的格桑花，是她。
还有一次，天晚，回归。在半路上与狼对峙。是两只狼，大概是一公一母，情侣般的。狼不过在十步之外，眼睛里幽幽的绿光，快把他淹没了。他握着拳头，想，完了。脑子中，一刹那滑过的是格桑花。他几乎要绝望了，但却强挺着，一动不动地看着狼。对峙半天，两只狼大概觉得不好玩了，居然头挨头肩并肩地转身而去。
他把这一切，都写在日记里，对着陌生的她倾诉。他不知道，在遥远的家乡，那个陌生的她，偶尔会不会想到他。这对他来说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答应过她，要给她寄格桑花的，他一定要做到。
好不容易，春天回到大草原。比家乡的春天要晚得多，在家乡，应该是姹紫嫣红都开遍了罢？他心里，还是有了欣喜，他看到草原上的格桑花开了，粉色的一小朵一小朵，开得极肆意极认真，整个草原因之醉了。他双眼里涌上泪来，突然地，很是思念家乡。
他采了一大把格桑花，从中挑出开得最好的几朵，装进信封里，给她寄去。随花捎去的，还有他的信。在信中，他说起在草原深处艰难的种种，而在种种艰难之中，他看到她，永远是一线光亮，如美丽的格桑花一样，在远处灿烂着，牵引着他。他说，我没有姐姐，能允许我冒昧地叫你一声姐姐好吗？姐姐，我当你是荒凉之中甘露的一滴！
她接信后，很快给他复信了。在信中，她说她很开心，上天赐她这么一个到过大草原的弟弟。她说格桑花很美，这个世界，很美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让人留恋。她说，事情也许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糟糕，如果在草原里呆腻了，还是回家罢。
这之后，他们开始书信来往。她在他心中，成圣洁的天使。一次，他从一个草原迁往另一个草原的途中，看到一幅奇异的景象：在林林总总的山峰中，独有一座山峰，从峰巅至峰底，都是白雪皑皑璀璨一片的，而它四周的山峰，则是灰脊光秃着。他立即想到她，对着那座山峰大喊着她的名字。没有一个人会听到他的喊叫，甚至一棵草一只鸟也不会听到。他为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
他把这些，告诉了她，忐忑地问，你不会笑我吧？我把你当作血缘之中的姐姐了。她感动，说，哪里会？只希望你一切好，你好，我们大家便都好。
这样的话，让他温暖，他向往着与她见面，渴盼着看到牵念中的人，到底是怎样的模样。她知道了，笑，说，想回，就回呗，尘世里，总有一处能容你的地方，何况，还有姐姐在呢？
他就真的回了。
当火车抵达家乡的小站时，他没想到的是，妻子领着儿子正守在站台上，一看到他，就泪眼婆娑地扑向他。一年多的离别，妻子最大的感慨是，一家人守在一起，才是最真切的。那一刻，他从未轻易掉的泪，掉落下来。他重新拥抱了幸福。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她安排的。他去见她，出乎意料的是，她竟是一个比他小七岁的小女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他心中，她是他永远的姐姐。他站定，按捺不住激动的心，问她，我可以拥抱一下你吗？
她点头。于是他上前，紧紧拥抱了她。所有的牵念，全部放下。他在她耳边轻声说，姐姐，谢谢你，从今后，我要自己走路了。回头，是妻子和儿子的笑靥。天高云淡。
尘世里，我们需要的，有时不过是一个肩头的温暖，在我们灰了心的时候，可以倚一倚，然后好有勇气，继续前行。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08
高尔基回忆契诃夫刘维成 译
有一次他邀请我到库楚柯伊村去做客，在那里他有一块土地和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他带我看他的“产业”，一面还兴致勃勃地说：“如果我有许多钱，我就在这里为老弱残疾的乡村教师建一所疗养院。你知道，我会建一座宽敞明亮的大楼，窗子大，房间高；要有一个好的图书馆，各式各样的乐器，还有养蜂场、菜园和果园。要举行报告会，为教师讲农学，讲神话……教师应该知道一切，一切，亲爱的。”
他突然沉默了，咳嗽着，用眼角看着我，露出温柔迷人的微笑；那微笑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人去倾听他的讲话。
“听我的幻想是不是让你觉得无聊？我真的爱讲这件事……你知道每个俄国乡村是多么需要一位优秀的、明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师啊！我国应该给教师创造特殊的好条件，而且要尽快做到。我们应该意识到，没有大批受过教育的人，俄国就会崩溃，像劣质砖建的房子那样倒塌。教师必须是个艺术家，深爱他的职业，而我们的教师只是匠人，没受到多少教育，去农村教书倒像是去流放。教师工作累、吃不饱，还要担心丢掉饭碗。可是教师应该是村子里的头号人物，农民应承认他的权威，尊敬他；谁也不敢对他吆三喝四，羞辱他。可是我们这里谁都敢欺负教师：警察，老板，牧师，学校督察员等等，都敢高声斥责教师，当面侮辱他。可是这些人并不关心教育，只知道照抄照发上级公文。教育人民的人收入如此微薄是荒唐的。教师们衣衫褴褛，在潮湿透风的教室里冷得发抖，30岁左右就患上痛风、关节炎或是肺病———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应该感到害羞。我们的教师，一年中有八九个月，活得倒像个隐士，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同伴，没有书籍，没有娱乐，人也因此变得呆头呆脑了；如果他邀请同事来做客，他就会在政治上受到怀疑———这个愚蠢的说法是狡猾之徒用来吓唬老实人的。这一切都令人厌恶，这是对从事教育这样伟大工作的人的讽刺。你知道吗，每逢我见到一位教师，我就感到难为情，因为他衣着破旧，好像教师的悲惨境遇该由我负责似的。我说的是真心话。”
他又沉默了，思索着，然后挥挥手温和地说：“我们的俄罗斯是个怪事太多、运转不灵的国家。”
一丝愁云掠过他那漂亮的眼睛，眼角的鱼尾纹使那双眼睛更显出沉思的气韵。他环顾了一下，开玩笑说：“你看，我是拿激进派报纸上的大块文章对你放炮了。得了，为了奖励你的耐心，我给你泡茶。”
这就是他的性格：言词恳切，带着如许的温暖与真诚，然后突然对自己和刚说过的话置之一笑。这个人知道言词和梦想的价值。在那伤感而温和的笑容里，能感到他心中微妙的怀疑主义，也闪动着可爱的谦逊和细腻的敏感。
我们沉默着慢步往回走。那是个炎热晴朗的日子，水波在明亮的阳光下闪烁；一只狗在下面欢快地叫着。契诃夫挽起我的手臂，咳嗽着慢慢地说：“说来可耻又可悲，但却是事实：许多人羡慕狗的生活。”他马上又笑着加上一句：“今天我尽说泄气的话，这说明我老了。”
我经常听到他说这一类话：“不久前这里来了一位教师，他生着病，有家室。你不能为他做点什么吗？我临时为他安排了一下。”或者：“听我说，高尔基，这里有个教师想见见你，他不能出门，生病了。你不去看他吗？一定去啊。”要不就是：“我说，女教师希望有人送书给她们。”
有时我真的会发现有那么一位“教师”在他的房子里。通常他会坐在椅子边上，因意识到自己的笨拙而脸红，汗涔涔地斟词酌句，力图把话说得流畅并显出受过教育。或者，本来是个拘谨害羞的人，却要做出轻松自如的样子，竭尽全力不在一位作家面前显出愚蠢，于是就接二连三向安东？契诃夫提出一大堆临时想到的问题，弄得作家苦不堪言。
安东？契诃夫会全神贯注地倾听那些枯燥的、不连贯的话，时而一丝笑意掠过他哀愁的眼睛，额头也堆起一点皱纹；然后他就说些简单、清楚、平常的话，声音温和无力；可是不知怎么的，这些话立刻就使那位提问题的人回归纯朴，那位教师不再装做聪明，因而也就立刻变